作者：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不断适应经济形势变化，主动适时灵活调整，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局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金融形势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为保持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实现高质量发展，需立足既有的实践经验，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不断探索创新，确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
1.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基础薄弱，价格作用机制有限，财政政策相对有效，辅之以货币政策，经济实现高增长的同时物价波动较大。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市场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逐渐凸显。
首先，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具备相对完善市场体系的发达国家，普遍将货币政策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作为总量型调节工具，其作用效果取决于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随着我国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市场开始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近期中央提出“六稳”工作，“稳就业”位居首位，“稳金融”排在前列。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更大了。
其次，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兼顾内外均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一国汇率制度的安排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会被本币升值和净出口减少所抵消，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总收入。我国在经过多次“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大，货币政策作用相应增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要着眼于国内需求，也要积极应对全球经济新变化。当前，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货币政策需要保持定力，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同时要兼顾内外均衡，减轻外部经济冲击。
最后，保持适度通货膨胀水平，确保市场主体预期稳定。2018年年底，我国CPI、PPI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同时基建投资增速也在下滑，财政政策作用并未凸显。为防止潜在的通货紧缩可能引致企业盈利下降，导致企业投资不振，应及时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维持物价稳定，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确保市场主体预期稳定，同时保持流动性松紧有度，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固的金融支持。
2.经济“高稳健”彰显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并未照搬西方经验，采取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制，而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矛盾加以权衡，围绕深化经济改革的主线，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目标，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经济较快增长。回顾历史可见，我国货币政策在不断转型的同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经济发展阶段决定货币政策目标次序。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物价、产出高波动到物价、产出双稳定的转变过程。1978—1995年，以标准差计算，我国经济增速波动性为3.4%，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为7.2%。彼时为尽快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高增长与高物价交替出现。1996年至今，经济运行趋于平稳，经济波动性明显缩小。1996—2017年，经济增速波动性为1.9%，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为2.4%，产出、物价双稳定。实现产出与物价双稳定的前提在于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过剩状态，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货币政策双目标难以实现，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往往难以维持物价稳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局面发生改变，失业率保持低位稳定，货币政策基本实现了物价和产出双稳定。
经济转型程度决定货币政策目标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制，实现了产出和通胀稳定。1981—2007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03％，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45％，被称为“大稳健”时期，学界普遍认为货币政策对此功不可没。同期，我国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形势动态调整政策目标，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59%，通货膨胀率平均为4.91%，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中国特征，相比之下可谓实现了经济“高稳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同，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体，中国经济处于动态转型期，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尚待完善，价格信号引导作用有限。我国货币政策需要兼顾转型期的经济发展要求，绝不能照搬西方方案按单一规则行事，而是要根据经济形势需要，相机调整政策目标。
总之，不论是国内纵向比较，还是跨国横向比较，中国经济都堪称“高稳健”。这得益于我们能够科学认识金融发展规律，不断深化金融改革，积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这既彰显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智慧，也为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3.货币政策要服务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各项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经验来看，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转型的程度乃至社会制度三个维度的要求。
一是推动形成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货币政策目标。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经济发展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更加着重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应过分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应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落脚点，关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二是营造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货币金融环境。首先，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需要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依靠利率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流动，以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其次，目前央行通过各种借贷便利工具投放的货币资金，并非直接投向实体经济，容易形成资金空转，需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机构应对国有与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同时拓宽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最后，要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金融支持力度，形成激励创新的股权融资模式，推动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向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转变，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三是选择符合社会制度要求的货币政策目标。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党和政府关切的大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与保障社会就业是相统一的。当前，由于经济存在下行压力，部分民营企业经营困难，融资难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将充分就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既是社会制度的要求，亦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下一步，应不断强化货币政策目标责任意识，实施差别化准备金政策、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提高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民营企业发展动力。
《光明日报》（2019年04月02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