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原标题：向前一步：34岁女白领遭遇怀孕歧视之后，维权多难？）

　　忆起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刘怡然至今心情复杂。

　　那是2017年5月21日上午，北京阳光灿烂，没有风。在北京妇产医院，医生告诉她怀孕了，她像一头迷路的鹿，慌乱无措。

　　对于34岁的她来说，怀孕不在计划之内。结婚六年，她一直纠结于丁克还是生孩子，直到意外降临。

　　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市场总监，所在部门几乎承担着公司最重要的业务，事业发展向好。

　　当她将怀孕的消息告诉领导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工作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办公桌，停发工资……生活骤然跌入谷底。

　　一场关于怀孕歧视的漫长拉锯，伴随着腹中新生命，悄无声息地向她席卷。她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固执地“想要一个说法、一个道歉、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但她发现，“维权的难度超乎想象”。她数度迷茫，这样的坚持，值不值得？

　　“要不要？”

　　34岁之前，刘怡然的人生一路顺遂。她1983年出生在哈尔滨，大学毕业后，跟随邻校同龄的男友北漂，进入北京一家创业型互联网公司，之后又辗转三四家互联网公司，做网站运营、新媒体工作。

　　2015年，工作的第十年，她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想往移动互联网方向发展，于是重找工作。

　　第一份面试邀约来自北京一家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创业公司。面试时，32岁的她被问到了生孩子的问题。她说，目前想做丁克。

　　这个想法源于她11岁时父母分开，从此跟随母亲生活，“我想要孩子，但是害怕会给他带来伤害，所以宁愿做丁克。”

　　最初，考虑到这家公司要上六天班，只有10来人，一人得身兼数职，刘怡然婉拒了。CEO发来消息，介绍了公司的优势、未来发展前景。她被那种创业的目标感吸引，2015年3月12日入职该公司，负责新媒体运营，月薪一万五千元。三个月后，转为企划部主管。

　　当年11月，她被改签合同到其控股子公司A公司，担任公关总监。第二年转为市场总监，负责品牌等方面的工作，月薪慢慢涨到2万。

　　工作时间朝九晚七，但她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甚至凌晨，周六也很少休息。每隔一两个月，产品上线之际，那一周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累了，把瑜伽垫铺地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工作。

　　刘怡然被同事们唤“刘大人”，多用“工作努力”、“负责”、“女强人”等词评价她。

　　公司氛围也有些压抑，有其他部门同事将雨后彩虹照片发到工作群，就被领导叫到办公室骂了。曾在这家公司工作过半年的程欣语记得，刚入职那阵，APP新版本正要上线，一到下班时间，公司领导有时会坐在门口，“谁也不敢走，正点下班会受到白眼。”

　　刘怡然自己后来整理工作邮箱时发现，工作两年多，超出工作时间之外的邮件就有500多封，大多是凌晨时发的，有时是周末凌晨。

　　与忙碌相伴的，是经常性的胃疼和整夜的失眠，有时睁眼到早上五六点还睡不着，“很多个瞬间，会觉得很累，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2017年4月，公司召开季度大会，这一年的重要业务几乎都安排到她所在的部门。她还协助领导分担公司管理事宜，这让她感觉“整个人的价值是被肯定的状态”，充满干劲。

　　直到5月21日周末，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

　　此前，她从未想过会怀孕。检查前一天，还和朋友去喝过酒。

　　担心影响工作，那天上午九点多，刚从医院出来，刘怡然就在和CEO、副总裁三人组成的微信群里说，“有一个坏消息，我怀孕了。”

　　发现怀孕后，刘怡然很快告诉领导。 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两位女领导和她年龄相仿，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吃饭，生活中有什么事也会互相帮忙。

　　但这次，她俩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一个说“恭喜恭喜”，另一个说“这是好事情啊，要不要？”她说还在纠结，要跟丈夫商量下。

　　刘怡然的丈夫很开心，希望生下孩子。她则隐隐有些不安。

　　“那我干什么?”

　　查出怀孕的第二天是周一。早会后，CEO告诉刘怡然，派她到深圳和上海出差四天。

　　入职以来，刘怡然只出差过两次，一次当天返回，另一次第二天返回，都是提前通知，有同事一起。这次只有她一个人，又是刚怀孕一个来月，她有些担心身体状况，领导让她“克服下”。

　　出差第二天，她开始发烧，硬撑到最后一天。回京后吃药治疗，身体才好转。

　　5月31日，出差回来后第一天上班，她发现公司在招聘网站上新增了一个岗位，职位和工作内容和自己的一样。

　　部门面试也不再通过她，而是直接由副总裁接手。副总裁还越过她，直接找她的下属去开会。以前一去办公室，各种工作任务压过来，但那天，除了之前的工作，没新任务了。

　　她心里难受，想不明白，中午没吃饭，趴在办公桌上哭。副总裁看到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需要找人分担她的工作。在她出差期间，她们已经面试成功了一个人，对方7月15日入职。在这之前，由副总裁完成她的那部分工作。

　　刘怡然问，“那我干什么?”副总裁说：“你能干嘛就干点什么。之后可以去做一些助理类工作。”她忍不住一直哭。

　　等到6月26日，她肚子疼得厉害，去医院后，医生说是先兆性流产，建议在家静养。她按流程给公司人力和副总裁发邮件，请求休半个月病假，在家办公。副总裁回复邮件表示同意。

　　那半个月，她没被安排新的工作任务，销售、商务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人做，自己继续做之前的工作，撰写品牌稿件等。

　　半个月后，身体仍未好转，她又休了半个月病假。

　　7月19日，公司群发会议通知，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她所在部门变更为品牌营销中心，负责人变成了新入职的那位员工。

　　刘怡然办公桌被清退，工作由新同事接替。

　　第二天，CEO助理在微信上告诉她，公司调整部门和座位，她的办公用品被拿到了助理处。四天后，又告诉她，公司品牌宣传等工作转由新的品牌总监负责。

　　她私下询问以前的合作伙伴，得知新品牌总监已和他们联系，“说是你那边身体原因，主要对内了，她负责对外。”

　　高龄怀孕，加之身体透支严重，她身体状况不太好。医生告诉她，这个孩子不要的话，以后再要孩子会很难，建议她卧床保胎。

　　7月30日，她申请再休一个月病假。副总裁同意了，让她去公司办理工作交接。她记得那天走进办公室后，同事们看她一眼，便不再言语，没人跟她打招呼。

　　“把我开除了吗？”

　　8月3日，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说请病假需提供北京市三甲医院证明，包括诊断证明书、休假建议条、病历、医药费收据等原件；病假结束销假时提供病历册、检查单据等。

　　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让补办病假手续。

　　她当时已经看完病，没有留存这些资料。“有的材料，比如休假建议条，医院说没有这个，没办法提供。”刘怡然很无奈，之前休病假副总裁都同意了，人力主管也没有提到交病假材料的事。

　　刘怡然收到停发工资邮件通知。

　　5天后，她收到邮件，说如果不能按要求办理请假手续，她7月份工资暂停发放。

　　刘怡然觉得不公，8月11日，她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想要回工资和入职以来的加班费。

　　这之后，她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发表“公司不发工资，逼怀孕员工辞职”之类的言论。公司发来律师函，指责她造谣损害公司信誉。

　　刘怡然被移除微信群。

　　没多久，她的工作邮箱被关闭，陆续被从工作微信群、QQ群中移除。她给人力主管发消息“把我开除了吗？”，对方没有回她。

　　刘怡然询问人力主管，自己是否被开除。

　　前同事得知她的情况后联系她，说自己之前的工资也有问题。她便在朋友圈发布了这一消息，并晒出工资条照片。公司认为她泄露员工工资，以泄露商业机密为由起诉她。

　　她转而向媒体求助，一家自媒体平台发布了她自述被拖欠工资的报道，公司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她。

　　两起诉讼去年已经开庭，不过至今没出结果。

　　“这是一条更艰辛难走的路”

　　刘怡然自诩非典型东北姑娘，内向、宅、不愿惹麻烦，希望能很快解决问题。但这次她选择了以一种“最麻烦的方式”反抗。

　　从2017年8月11日开始，她先后向朝阳区仲裁委提请了5个劳动仲裁，其中3个为病假工资，另外还包括加班费、生育津贴等。

　　刚开始由于不懂法，前两个月的工资申请后没发下来，她迫不及待地去申请中间两个月的工资，过两个月又去申请第三次，“导致一个裁决要等另一个裁决的结果，这是我的血泪教训。”

　　由于提交的多为电子证据，没有原件或未经公证，证据不予采信，加班费和工资申请大部分被驳回，只有后期补交了病假手续的那部分工资获得了支持，公司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她5664元。然而，判决期过，公司还未履行。她请求法官强制执行，公司才将执行款打给她。

　　仲裁裁决书中，公司辩护律师称，她有100多天没有按规定办理病假手续，后期补交了手续的病假工资已经支付了。

　　生完孩子后，她申请了生育医疗费和143天产假的生育津贴。社保局将两笔费用打到公司账户，公司以她未提交完整病假手续为由扣留。她不得已又申请劳动仲裁，获得支持，公司这才将钱打给她。

　　不过，生育津贴是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而非她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缴纳，差额部分以及离职补偿金等至今还在等待判决。

　　“原以为法律是唯一出口，走了法律之路后，发现这是一条更艰辛难走的路。” 刘怡然说，劳动争议仲裁需申请人举证，但证据往往很难获取，比如考勤，公司打卡机的材料员工很难拿到；工作邮箱关闭后，邮件没有原件对比；如何证实加班、计算病假工资等，法律上也没有明晰的说法。

　　刚开始，由于对法律不了解，她不知道什么证据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一些重要证据比如原件、工作群中的聊天记录、受到排挤的语言等，没能及时保留下来，导致证据不完整。

　　她记得第一次参加仲裁庭审时，提交了358页加班时间发的邮件打印件、工资条、微信聊天记录等7项证据。公司只提交了考勤表和工资条两项证据。这让她感觉胜诉希望很大。

　　她焦急地等待结果。2018年3月25日，接到去领裁决书的电话后，她兴奋了一晚，感觉“终于要柳暗花明了”。

　　第二天一早，她和丈夫去取。裁决书上写着，由于证据没有公证，不予采信，申请被驳回。她感觉有盆冷水浇了下来，“很绝望，觉得唯一一条路都被堵了。”

　　回家路上，她和丈夫谁也没说话。到家后，她想不通，哭着给审判庭长打电话，“我说因为这件事，我一点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庭长安慰她，“这次的仲裁结果并不重要，你赢了，公司会上诉；你输了，你也一定会上诉。”

　　“但我觉得这个结果很重要。”刘怡然说，经历了漫长的诉讼和等待，结果让人难以接受，她哭了一天。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这只是开始。

　　“刁难”

　　比起等待的煎熬，威胁、跟踪更让她惊恐不安。

　　2017年10月12日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在仲裁大厅门口，公司副总裁告诉她，已经对她发的朋友圈进行证据保全，随时可以起诉她，劝她和解。刘怡然觉得“我要的这部分是合理的”，拒绝了。

　　担心会被骚扰，她和丈夫搬了家。公司的人去她的住处找她，没找到。之后多次当面询问她的新住址，给她发邮件，“由于不知道你的住址，以后文件、通知没办法发给你，一切后果你自负”。

　　2018年4月17日，双方约在一家咖啡店商议和解。公司代表提出给5万元经济补偿，让她撤掉所有仲裁。

　　她和法律顾问算了下，工资、加班费、离职补偿金等加起来总共50余万。对方觉得金额太高，说给九万八千元。

　　双方没谈拢，不欢而散。那天，刘怡然丈夫开车接她回家。两人进小区停车后，在车上坐了会儿。突然，她发现一辆宝蓝色的宝马从面前开过，有些眼熟。正在这时，宝马车车窗摇下，刘怡然一看，是CEO助理一行。

　　她和丈夫开上前，对方很快开车走了。两人追了一段，没追上，打电话报警。被吓到的她再次搬家。

　　2018年10月24日，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望京法庭门口，被问到跟踪一事，CEO助理没有否认，说这是为了跟她保持联系、有个沟通渠道，“你们要50多万，我们要解决这事，我们认为这是敲诈勒索，所以急了啊。”

　　公司法务说，刘怡然提出的和解金额挺大，他们觉得不合理，因此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一直积极与刘沟通，但她拒绝沟通，而是向媒体爆料，去各个职能部门举报，“我们就配合（职能部门）检查，准备法院起诉。”

　　刘怡然至今记得离职时的场景。2018年1月生完孩子后，生活捉襟见肘，与公司的纠纷迟迟未了，她不得不主动申请离职。

　　6月14日她到公司办理离职，法务说刻章不在，拒开离职证明，让她先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协议书中写明，不再向公司索取任何费用或损害其声誉。

　　刘怡然不同意，“他们说不签就开不了离职证明，我的办公用品也不让拿走。”她只得打电话报警，花家地派出所的两位民警赶来，在民警的帮助下，她才取走东西。

　　第二天，她去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不开离职证明。大约一个月后，她收到了公司寄来的离职证明。

　　对于上述排挤、刁难的说法，A公司副总裁矢口否认，“完全没这回事”，“走到这一步谁也不愿意”。

　　当澎湃新闻提出采访她时，她说这事太复杂了，电话里说不清，必须面谈，当面给记者看证据。她两次告诉记者来上海出差时面谈，之后又以“开会忙”为由取消了出差行程，直至后来不再接电话。

　　“怀孕被排挤了怎么办？”

　　怀孕后，刘怡然身子弱、需要卧床保胎，母亲在老家照顾病重的姥爷，公婆身体不好、常年住院，丈夫只得辞职照顾她。

　　此前，两人都不怎么攒钱，有多少花多少。没了收入来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菜场，得时刻想着菜多少钱；遇到喜欢的东西，不敢再买；她甚至将家中电器、首饰等放网上变卖。

　　最窘迫的是2017年11月、距离预产期不到两个月时，两人积蓄花没了，没钱给孩子准备婴儿用品，只得找朋友借。她觉得心酸又难过，对不起孩子。

　　仲裁结果出来前，她几乎每天打投诉热线，焦虑得睡不着。工作上的遭遇和生活压力，让她觉得撑不下去，“很多次想到了自杀。”

　　生完孩子后，她没有坐月子，也没有请月嫂，和丈夫轮流照顾孩子。一休完产假，丈夫便去工作。她拿到离职证明后，也马上找工作。

　　2018年10月，她进入一家有上千人的国企，从事品牌公关方面的工作，工资只有之前的一半。

　　她记得刚入职时，部门有个女孩怀孕，同事们都很照顾她，帮她分担重活累活；快下班时，领导会让她先回去，让她很是羡慕。

　　她想起了自己怀孕后的遭遇，那是“对身心和精神持续性的压迫”。

　　上网搜索时她发现，那些在网上问“我怀孕被排挤了怎么办”的人，在被建议去投诉和仲裁后，往往会问“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刘怡然理解这种心情。她身边的朋友都劝她，“你跟公司耗不起的，公司聘一个法务专门干这事，你得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

　　起初，她也想大事化小、尽快解决，“但后来一直被压迫、欺负，所有的斗志都被燃起来了。”

　　刘怡然至今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怕他们担心。她身边有朋友怀孕后被刁难、孤立，忍不了，便自己辞职，“很多人觉得吃点亏算了，但如果所有人都觉得走法律途径太折腾了，那么这个事情永远都停滞在当下的状态。”

　　程欣语有相似的感受。她在一家连锁餐饮公司工作过。面试时，29岁的她被问到有无男友，她说有，不过近期没结婚打算。

　　入职一个月左右，她被查出是宫外孕。住院期间，仍运营公司微博，出院在家休息时，也每天写文案、发布文章。

　　然而等她休完病假回公司，领导以她怀孕了没告诉公司、耽误公司宣传为由，要求她离职。

　　流产、被辞退，让她备受打击，患上了抑郁症，觉得“被欺负到极限了”。

　　她去申请劳动仲裁，获得胜诉，法院判定公司支付她1万多元工资。公司不服上诉，目前判决结果还未出来。她想好了，如果输了，就继续申诉，“支撑我的信念就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我必须要一个结果。”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几乎是遭遇怀孕歧视女性的共同困惑。

　　怀孕歧视通常被认为是就业性别歧视的一种，也称“育龄女性就业歧视”，指用人单位招聘时拒录怀孕妇女，女员工怀孕后将其解雇、降薪或态度上有歧视表现，休完产假回来上班后将其解雇等行为。

　　职场女性的生育权与用人单位的利益间，似乎天然存在着矛盾。辞退怀孕女员工、要求女员工排队生育、怀孕要报批等屡见报端。

　　从业六年的HR韩鹏介绍，公司为员工承担的人力成本约为其个人收入的两倍。女员工怀孕后，公司用人成本增加，很多工作也不太适合做了。她休产假时，工作需要有人做，如果再招一个人，女员工休完产假回来后，新招的人怎么安排，会比较尴尬；安排其他人分担，又会增加其他员工的工作量。

　　为此，企业招聘时，一般会问年轻女员工的婚育状况，“已婚未育的女性，找工作时竞争力会下降很多。”

　　这导致一些育龄女性找工作时会“隐孕”：隐瞒已怀孕或打算怀孕。

　　程欣语觉得，30多岁对职场女性来说是个非常尴尬的年纪，没生孩子，找工作会很难；生了孩子回到职场，之前的成绩可能不在了，还会被担心生二胎。

　　她有时想，找工作时说自己离婚了、不打算要孩子了，“这样入职会简单些吧？”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明文规定，女职工在怀孕期、哺乳期、产期的，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

　　韩鹏说，确实有一些女员工会利用法规的保护，为了在孕产期拿到工资、不让社保断档，入职没多久就怀孕，休完产假就离职；还有的怀孕后故意长时间休病假不上班。

　　他的一个HR朋友曾招聘过一个女前台，三年里连着生两个孩子，生完二胎回来工作半个月就离职，“等于女员工从企业白拿了三年工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多了，企业在招聘时会采取措施规避这种风险，不敢再去赌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死结，加剧了性别歧视壁垒。

　　2019年2月21日，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禁止招聘时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

　　韩鹏觉得，这个政策对企业的约束作用并不大，企业在招聘信息中不会写明，但筛选简历时可以看；不直接问婚育情况，但可以间接问，“这种东西只要不露在台面上，就没有办法特别好地监管。”

　　当女员工怀孕后，用人单位一般不会直接辞退或劝退，但可能会在工资上有一定的考虑，少发奖金、绩效等浮动工资，只发固定工资，“这其中还是有可操作的空间，《劳动法》中还没有明确的规避性条款。”

　　一些用人单位甚至转向隐形歧视，使用各种手段逼迫怀孕女员工自动辞职。一旦怀孕妇女在《辞职申请书》上签字，很难证明胁迫事由，进而增加了维权难度。

　　“想要一个胜诉判决”

　　2018年8月24日，刘怡然以公司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1月7日立案成功。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平等就业权纠纷”增加到“人格权纠纷”中。

　　1月28日，刘怡然申请将案由从“一般人格权”变更为“平等就业权”。代理律师刘明辉解释，一般人格权属于侵权责任法；平等就业权属于劳动法。公司不给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无法作为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证据立案，变更案由后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月15日庭前谈话时，公司提交了18项证据，其中一项被发现和原件不一致。目前还在等待下次开庭。

　　在此之前，孕妇维权有例可循。国内首例孕妇歧视集体维权案发生在2017年12月。中铁物流集团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的三位女员工——两位处于孕期，一位在哺乳期，先是被公司降职降薪，之后以“架空”、清走办公用品、注销指纹打卡权限等方式驱逐，直至被辞退。三人先后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互为人证。最终，都取得胜诉。

　　刘明辉介绍，过往怀孕歧视案大多为劳动争议，这是首次以平等就业权来起诉的怀孕歧视案，或将成为国内平等就业权纠纷第一案。公司表面上虽没有辞退刘怡然，但实际上她属于被辞退的状态，既没岗位也没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她和法官交流过，都有些发愁，依据什么来认定是怀孕歧视、就业歧视、侵犯平等就业权。这方面，国内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有推定解雇制度——如果从一些排挤的行为，推定出用人单位有辞退员工的故意，可以定性为“推定解雇”，适用非法解雇的法律责任，员工可要求复职或双倍经济补偿金。

　　为此，她期望，这个案件能推动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在《劳动合同法》中加入推定解雇制度。“我们想要一个胜诉判决，哪怕认定这是一种性别歧视，侵犯了女职工的平等就业权，都很有意义。”

　　在刘明辉看来，遇到这类情况，多数女性选择隐忍，刘怡然则属于高级白领，维权和取证意识强。即便如此，“对方公司还是认为我们不可能赢，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又没辞退你，你告什么？”

　　经历近两年的维权拉锯，刘怡然发现，很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不知如何维权，她希望能给她们一些启示。未来，她想考法律系在职研究生，帮助在法律上遇到困难的人。

　　眼下，漫长的诉讼如同一道沟渠横在面前。她努力想跨过，却寸步难行。她记得，电影《秋菊打官司》开头，秋菊丈夫被村长打了，她去找村长理论，村长把钱扔在地上，说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很多个瞬间，她觉得自己像极了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