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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倡议书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多年前写作的社科名著《风险社会》开篇就提到，“大腹便便”取代“饥肠辘辘”所导致的毒副作用之风险，是现代社会自反性的证明。而在现实社会中，“大腹便便”至少会出现一种可能，那就是饮食的变异。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中，饮食的求新求变使得病毒有了肆虐的机会，致使“风险社会”成为让人揪心、无由忽视甚至日夜牵挂的痛。

一时间，关于疫情的文艺创作也盈于屏幕，“抗击疫情，文艺在行动”成为刷屏的热词。其中，有令人动容的诗作，也有充满激情的书画，有科普的曲艺，也有沉郁的文章。它们如水银泻地，共同推动整个民族在战胜病毒的迫切任务面前凝聚成了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勠力同心，出钱出力，极大地加速了“战疫”的进程。但这显然并非是一种常态，文艺创作在应对来势汹涌的疫情，还显得有几分措手不及。一方是各个媒体的火速征稿，另一方是创作激情纠葛着现实的担忧，多种歌唱“白衣天使”的文艺符号便在火线上诞生，不及打磨便投入了流转。

说到底，当代中国社会公众对灾难及其背后的悲剧意识，还是缺乏深刻的体认。其实无论中外，灾难一直是个文艺创作的母题。而在今天的风险社会中，它更有频频出镜的可能。因此，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的文艺创作，或者干脆说“风险文艺”的创作应对，就成为了一个文艺学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话题。

风险社会的文艺创作必须直面“风险”这一主题，它固然可以转而歌颂人性在风险中的闪光，但这种闪光不应该指向平庸的赞美；更重要的是，文艺要促使人们面对“风险”、化解“风险”，在“风险”中平和从容，体会到人性、时代与国家的伟大。就此而言，风险文艺创作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平时要有警示。风险社会并不是在“险”中呈现的，毋宁说它是一种与现代化相伴始终的特殊社会形态。因此，风险文艺的创作也应该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此次疫情中，网络上广泛传阅着池莉1997年写的小说《霍乱之乱》，就说明了文艺的某种警示功能。更进一步而论，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名画《呐喊》，也有这种味道。它让我们感觉到风险近在咫尺，从而对其充满警惕。

战时要有鼓劲。在疫情中，文艺的功能主要是摇旗呐喊，它不能直接创造多少现实的“战绩”，但却对民众有着深刻的精神影响。而这种文艺就不止局限于成熟的艺术门类，它应该泛化为一切带有感染力的符号。相信很多人都被1月28日钟南山院士接受新华社采访的视频最后几秒钟所打动——这位老人的眼角分明闪烁着泪光。而由这段视频中截取出来的新闻摄影照片，也成了很多微信公号的封面图。它不是一次有目的的文艺创作，但显然发挥了极大的鼓劲功能。

民众要知真相。在风险社会中，信息的不对称是产生恐慌的重要来源。而文艺创作也可以在科学传播、减灾信息传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劝阻公众减少出行，或如何正确脱戴口罩、洗手的小动画、微视频，宣传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的动图、组图，都带有一定的文艺性质；还有一些快板、小品等曲艺，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其中有目的的文艺创作还很少，特别是可以针砭时弊的杂文写作、讽刺漫画等，仍需要受到更多的重视，真正成为“文艺轻骑兵”。

后方要有疏导。此次疫情正逢春节长假，公众大把的闲暇时间主要花在对疫情的关注上。而新型冠状病毒比“非典”更有传染性，加上更高级别的公共卫生事件响应，让公众的关注换回了更多的紧张情绪，甚至恐慌。这就需要文艺发挥情绪疏导功能，安抚民众，缓解其压力，放松其神经，也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在全媒体时代，这一功能似乎主要由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承担了。短视频显然也具有一定的文艺属性，而传统文艺创作如何参与其中，融为一体，需要布局。

战后要有反思。“灾难文学”是一种亚文学形态，但它深切地承担起了对风险的反思和对人性的瞩目。无论是加缪的《鼠疫》，还是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亦或是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灾难都退居背景，真正闪光而平凡的人性成为了主题。它们没有歌颂英雄，却证明了于日常生活里永远跃动着英雄的身影，每一段平凡的人生都可能成为动荡不安中弥足珍贵的故事。“非典”之后，王宏甲写出报告文学《非典启示录》，就把目光从风险拉远到整个卫生医疗改革，写出了文艺之于风险所能达到的反思深度。而这样的创作，仍需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