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美国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获奖。但是，这三位得主都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系统化理论阐释，而缺乏中国样本的减贫理论，注定是不全面不完备的。

　　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与贫困作斗争的伟大历史。目前，人类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减轻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这几位荣誉新得主曾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样本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印度。而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和成效来看，在人类历史上最成功解决贫困的国家是中国。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脱贫，中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可能取得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减贫实践不但精彩、生动，而且具有史诗般的世界意义，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座超级富矿。

　　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通过田野实验方法验证具体减贫政策的效果 ,从而发现有效的克服贫困状态的相关政策，这更可能是书斋里的学问。但是减贫问题如果成为象牙塔里的东西，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按照中国减贫实践的经验，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扶贫更要注重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全社会配合给贫困人群创造公平的成长和就业环境，可能要比单纯的实验的效果和作用更好。

　　其次，考察减贫实践理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看效果。经济学理论不能成为飘浮在空中的理论，只是从工具到工具，从逻辑到逻辑，与现实生活脱节。从效果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新时代扶贫脱贫工作的壮阔实践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论与实践，直接瞄准目标人群，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切实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绩效和力度，这才是减贫实践最有成效的理论。可以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是实践创新，又是理论创新；既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提出到落实再到形成系统的思想，不仅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成功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向性指引，而且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经验，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思想的生动实践。

　　再次，离开了政府的作用，减贫不可能取得实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中国的减贫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起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应该说，这就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从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其一，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实现中国减贫的根本保证；其二，减贫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是减贫取得成效的根本保障；其三，减贫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意愿相结合，从而确保了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效果。总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减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凸显了脱贫攻坚伟大成就背后的制度优势。

　　最后，以中国经验为基础重塑发展经济学。经济学中有一门学科——发展经济学，它是“二战”后从西方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学科，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发展。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国际上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以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尽管有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的各种努力和具体帮助，但这些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总体来看，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18年的70多年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人口数量，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就是说，世界的减贫成就主要源于中国。这说明西方理论和实践存在方向性错误。中国发展的成效和脱贫实践，说明西方理论和发展模式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更与全球发展治理的主题渐行渐远。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的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可以更好地为全球消除贫困提供更好的中国借鉴。因此，离开了减贫实践的中国经验作样本，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有生命力。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也一定会产生理论的时代。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不但谱写出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走出了一条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之路，而且也彰显了来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涌现出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丰硕成果。如何更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深刻揭示中国成就背后的系统化理论逻辑，是经济学中的一门大学问，中国经济学界不能失语。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百年难遇的实验机会，关键是我们的经济学学者们要摆脱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尽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如果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既无法合理充分地解释中国发展的现实，也无法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帮助。国家强，经济学理论必须强。伴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引领中国经济更好发展，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要担当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推进经济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在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性进步。

　　（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