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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的古人认识和应对瘟疫

　　殷商时期，我们已能看到早期对疫病的记载和所采取回避等措施。在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图为甲骨文“役”（疫）字，表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疫病有关知识。（资料照片）

　　周王室定期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活动，还设立了负责处理疫情的官员。《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治疗瘟疫的药物。

　　秦汉以后，中医药学趋于成熟，《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

　　不断进步的防治思想和手段

　　隋代人认识到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

　　明代吴又可敏锐地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预防方面，华佗提出用屠苏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

　　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后来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

　　图为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壁画《乡傩图》，反映汉代驱除毒虫避疫的观念。

　　早在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政府规定朝臣家有病人，感染三人以上者，虽然自己没病，但百日不得入宫。

　　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

　　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疫情中的仁心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治疗经验。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资料照片）

　　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名医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他在哀伤之余写就《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要求医生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第一本瘟疫病专著。（资料照片）

　　1232年，汴梁暴发大疫，死者九十余万人。当时名医李杲创制了“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面对各种瘟疫，中国古代一批批仁心名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挽救了无数生命，为古代社会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详见：《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