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的反应，最好分两个阶段进行评估——疫情在中国暴发以及在西方迅速扩散。在第一阶段，大多数西方媒体把疫情定位为只是中国的问题，并将报道置于中西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疫情被视为一个批评中国政府、谴责其做法并推动自由的机会，至于对全球公共卫生的潜在影响，则不是西方媒体的关注重点。西方记者还将中国为遏制病毒而采取的措施，比如对武汉地区封城，归因于不同政治体制。报道也曾考虑到病毒对世界经济的潜在后果。
对多数西方媒体来说，第一阶段报道起来相对既容易又安全，而进入第二阶段以及今后，情况要更加复杂和感性。对意大利报纸如《晚邮报》《共和国报》等从2月20日到3月10日的报道进行分析，可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趋势：起初，（西方）媒体几乎完全忽视新冠病毒。后来它们逐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开始发表来自医院的照片，还报道政府的封锁措施。但只有在病亡数量激增后，才重点报道读者应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居家和遵守规定的重要性。
与以往的公共卫生危机不同，此次疫情是在几乎不受控制的假新闻泛滥背景下演变的。在如何防止将疫情高度政治化方面，意大利媒体为其他西方媒体作出榜样。然而，美国主流媒体未必会吸取这个教训。（作者乔治·佐戈普鲁斯，陈俊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