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孝平院士在手术室。祁晓珺 摄
4月8日，武汉“解封”，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和同事们却并未放松。他说：“对待病人，要像大人背小孩过河一样，一定要安全送到对岸。只要还有一个病人，我们就决不放弃。”
陈孝平，武汉地区医学界唯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53年生于安徽阜南，15岁开始行医，1970年就读于蚌埠医学院，1979年考取同济医学院研究生，从此扎根武汉。他从事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载，从一名赤脚医生到“刀尖上的舞者”，在肝胆胰外科领域有多项突破，分别主编了全国高等学校5年制、7年制和8年制统一应用的教材《外科学》。
疫情暴发以来，陈孝平带领武汉同济医院外科10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护肝队、营养支持团队和手术小分队等，奋战在ICU、重症病房和急诊室。他像一名救火队长，哪里有危重病人就支援哪里，既要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又要保证急诊外科手术照常开展，还要为援汉医疗人员做好医疗保障。
不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我们都不能放松
问：作为同济医院外科带头人，疫情发生后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陈孝平：当时我们面临多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发热病人数量突然增加，发热门诊的工作量比平时增加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全院所有科室的人都上了。
原先的工作日程全都打乱了。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前线要物资、要医生、要护士，我就要安排他们去支援。遇到危重病人，就去现场会诊。另外，有一些急诊病人需要开刀，我们也不能耽误，外科手术还照常开展。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半夜三更的一个电话来了，就要去处理，应该说一直处于应急状态。
问：在没有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陈孝平：新冠肺炎患者不单单是肺部受损，有的心、肝、肾等器官都有损害。在没有有效抗病毒药物的前提下，我提出了维护好“四个平衡”的治疗原则：免疫平衡、营养平衡、内分泌平衡、水电解质平衡。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病人各项器官功能维持好，让他们活着，创造一个他自己抗病的能力，给他一个恢复的机会。
问：抗疫是一场总体战，针对疫情防控与救治您提出了哪些建议？
陈孝平：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曾经跟我说：“我带了134名医护队员到武汉。他们很年轻，都是自愿报名来的。对我而言，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降低重症病人的死亡率，不负国人之托；二是我要把我的团队，完完整整地带回去，他们的家人在等待他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些领队的压力有多大。所以，我提出，要全力救治患者，同时要全力保护好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是我们最重要的救治力量。
同时，我也建议从社区排查疫情。那时很多大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当时我提出建议，不能都集中到大医院去，一定要发挥社区医疗作用，从社区抓起，一个一个排查，这样好管控。实际上，武汉市很快就从社区开始排查了，医院压力因此大大减轻。
问：武汉“解封”，下一步防治重点是什么？
陈孝平：“解封”不代表抗击疫情结束了，因为我们还有重症病人在医院。不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我们都不能放松。要做到慎终如始，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重症患者。
“复阳”人群、输入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这三类是防控重点。现在最好的防控措施还是大家很容易做到的三点，一是戴口罩，二是少聚集，三是做好个人卫生，特别是手卫生。做好这三点，我想基本上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我还要提个醒，特别是对发烧咳嗽的病人，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想是不是新冠肺炎。每个人都要有这根弦，包括医生，这样才能防止第二次暴发。
有这么一群敢于担当的年轻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为他们点赞
问：抗疫中的医护人员群体最令人感动的是哪一点？
陈孝平：这一次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很多医生都是默默无闻在做事，他们甘于奉献，是地地道道的实干家、“老实人”。选择做一名医生，就要做到不计较时间、不计较金钱、不计较一时得失。一个好医生首先是个“老实人”，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只有老老实实，才能专心去治病救人。踏踏实实救每一个生命，不是“老实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问：这中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陈孝平：在这次抗击疫情最前线，很多都是80、90后的年轻医生，绝大多数都是自愿报名参加，他们不叫苦不叫累，防护服一穿，数个小时就坚持下来了，而且是无怨无悔。他们可不是一些人心目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也不是娇滴滴的一代。
我们外科有位年轻医生，名叫张占国。抗击疫情初期，他就主动报名去一线，他提出了三个理由：一是作为主治医生，他经验丰富；二是他还没有子女，可以全身心投入抗疫；三是父母身体都健康，还有一个哥哥，即使自己出什么问题还有哥哥给父母尽孝。这完全就是视死如归，我听了非常感动。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有这么一群敢于担当的年轻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为他们点赞。
问：疫情期间您一直和援汉医疗队并肩工作，如何评价这些同行？
陈孝平：国家征召，广大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逆行武汉，无问西东、不分门第，与病毒相搏，他们是“人间天使，希望之光”。一方面，几乎“一夜间”来了几万名医护人员，各方面接待都跟不上，有的甚至连住的、吃的都没有周全保障，但是一旦面对病人，他们就把冷暖、饥饿都抛在脑后，立刻打起精神，投入到战斗中。另一方面，各地来的医生经验不一、专业不一，会诊现场相互切磋、发表不同意见，虽然有争执但总能达成一致，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通过一段时间磨合，大家真正成为朋友。
赤脚医生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
问：您曾经是公社里的赤脚医生，这段经历对您一生从医有什么影响？
陈孝平：我有两位亲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相继去世。一位是我姑妈，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时候心脏外科手术还开不了刀，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了。我跟她感情很深，很痛苦。另一位是我舅舅，当时得了肠梗阻，在送医院的途中就没了。那时候我就感觉，生病好无助，我说自己要是个医生就好了。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我到了农村，做了赤脚医生，在公社医院培训后，就跟着老师到田间地头挖中草药，为百姓看病开药。从最初的感冒肚子疼，到慢慢地可以处理复杂一点的疾病，可以说，赤脚医生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真正从医是从上蚌埠医学院开始，那时候国家培养专科医生，1970年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收到通知，要我连夜到县医院去做体检，当时公社离县医院有35公里，我骑着单车赶路，到医院是早上5点。收到入学通知后，正式走进了专业队伍，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问：您师从我国外科医学奠基人裘法祖院士，从他那里学到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陈孝平：我报名考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为了考肝脏外科才报的武汉同济医学院，那时候我对武汉一点也不了解，甚至裘教授是谁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信息灵通。从1979年考上裘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继而于1982年又成为他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我有机会长期接触裘教授。我为能在这样一位大师精心栽培下成长而感到无比幸运。
“做个好医生”，这是他讲得最多的，也是我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好医生，就是你能够解除病人的疾苦，赢得病人高度的信任。
问：肝脏外科难度大、危险性高，为何选择这一专业作为主攻方向？
陈孝平：我选择这个主攻方向最开始完全是出于好奇。从我1970年跨入医学院的大门，到我1979年读研究生，上学3年，工作6年，9年间我没有见到一例肝脏手术。我们都说要知难而上，当时我就想闯一闯、试一试，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问：职业生涯中您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陈孝平：印象最深的是我做的一例阑尾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个小事，但对我来说，却是个难忘的手术。那是1972年在淮南煤矿九龙岗矿工医院实习期间，从开皮到做完手术，整个过程只用了2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做完阑尾手术，在当地引起轰动。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老师指导的好，我也做了周密准备，很顺利地解除了病人的病患与痛苦，我感觉很欣慰，这也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职业，就是做一名外科医生。
问：2009年11月3日，感动全国的“日行10公里减去脂肪肝”的“暴走妈妈”，在同济医院接受了母子间活体肝移植。您为何要接这个病例？
陈孝平：首先，这项技术是成熟的。手术技术、手术模型在我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也已经完成了，就差临床没有用。其次，这个妈妈非常伟大、非常坚定，一定要割一个肝给她儿子。她感动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母亲，我们有责任去帮助她。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问：当时这个病例的关注度很高，有没有压力？
陈孝平：当时中央电视台13个小时全程直播，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电视台记者问的是同样的问题。我说中央电视台每年有一个春晚，春晚有彩排，手术没有彩排。就像演员在舞台上一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正在手术台上，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跟着国外走，永远只能做老二
问：您的很多手术打破了肝胆胰外科领域的禁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陈孝平：跟着国外走，永远只能做老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条件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不能一味跟随国外的技术。比如，西方认为肝脏血流阻断20分钟是一个极限，如果阻断时间再延长，肝脏就会坏死。但是我们在手术时发现，阻断了27分钟，病人活过来了。再结合过去一些动物实验的研究，例如狒狒肝血流可以阻断45分钟都没问题。我就对此前的那个极限产生质疑，后来我们就开始动物实验研究，在此基础上尝试在临床上阻断30分钟，甚至60分钟。这就是一个突破点，有了这么一个突破点之后，我们的自信心就越来越强了，发现一个问题研究一个问题，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一个取得突破。
问：外科医生被称为“手术刀尖上的舞者”，但您说过，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怎么理解二者的关系？
陈孝平：“手术刀尖上的舞者”，这说明医生手中手术刀的重要性，是对外科医生的赞扬，也是一种激励。有人认为医生手术越大，成就感越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对待病人，我强调分类施治，就是说处于疾病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比如身上长了脓肿，早期的时候打针吃药，炎症消下去病就好了；如果不控制，继续发展，里面就会形成一包脓，这包脓不放出来就不会好，就要动手术了。
医生要把握好的，应当是以病人为中心，怎样对病人好，就怎样治疗。我有几个基本原则：一是能不做手术的，尽量不做手术；二是能做小手术解决问题的，不要去做大手术；三是能做简单手术解决问题的，不做复杂手术；四是能做微创手术的，不做开创手术。上述原则的前提是，取得的效果相同或更好。
问：外科领域下一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陈孝平：21世纪的外科有两大方向，一是器官移植，二是微创外科。器官移植的技术已经成熟了，现在同济医院所有的器官都可以移植。微创外科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大医生大切口”，现在反过来了，医生做得越好，伤口越小，这就是微创。这方面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是无限的。随着科技发展，医生要打破过去的惯性思维。
要重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础理论
问：从医多年，您对这个职业的感悟是什么？
陈孝平：你要知道医生治好一个病人的感受。当我们接到一个病情非常重的病人，然后通过你的技术和努力，把他治好了，一家人高高兴兴走出医院大门，这个时候医生心里的喜悦不亚于病人的家属。
我经常跟病人家人谈话，说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病人希望好起来，家人希望给他治好，医生何尝不是这样的？每治好一个病人就会有成就感，越是困难的，越是复杂的，这种成就感就越大。
现在发现一个现象，一些年轻医生只看报告，不看病人，这是非常不好的。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她肝脏上长了一个肿瘤，她看了一圈，医生都说让开刀。后来她就到我这来，我让她躺在床上，摸摸肚子，听一听，她就决定留下来做手术。过了三四年以后，当我再次遇到她，她说陈院士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你这里开刀？因为我看了一圈，没有一个人给我摸过肚子，只有你给我摸了肚子做了检查。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你可以看到病人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常说，任何一个病人都离不开医护人员的关怀，不能够全都靠机器，我们治疗的是人，人是有感情的。
问：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孝平：我们培养医生，一定要让他在临床上摸爬滚打。靠一天到晚读书，5年不够读8年，8年不够读12年，哪能读出一个医生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天要查三次房。裘教授在世的时候，晚上12点之前他基本上不往我们家里打电话，他知道我们白天晚上都在病房里。就是这样每天仔细观察病人，仔细去和病人打交道，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积累经验。光去接触也不行，还要动脑筋想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比如，同样做10个胃切除手术，有的人非常有体会了，有的人还离不开老师指导，就是他不会总结。边实践边观察边总结，这样才能培养真正有临床经验的医生。
问：经历此次疫情，在医学教育方面我们有什么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陈孝平：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过分强调专科化了。医学生毕业以后就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就是在专科里面，没有经过真正的全科轮转，所以导致了他们“三基”不行。所谓“三基”就是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础理论。这一次疫情，有的人在会诊时说，我是搞这个专业的，我对其他专业不懂，这个话他直接先讲出来了。所以我建议，以后的医学教育一定要改进。
“纪检监察工作和医务工作一样，都是为了治病救人，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采访结束时，陈孝平院士这样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高文新 代江兵 通讯员 阮雪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