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9日,全美各地关于抗议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暴力执法的活动已经持续了两周,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美国学者认为,需要将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国性抗议,促成广泛的对话,来讨论种族歧视问题。
△视频为央视记者采访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政治学与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珀尔·道(Pearl Dowe)
“完美时刻”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政治学与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珀尔·道在与记者的对话中认为,美国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出现了类似非裔美国人遭到警察暴力致死的事件很多起,但是弗洛伊德事件之所以形成了全美抗议浪潮,是由于这个事件来到了一个“完美时刻”。
△最新卫星地图已经可以看到在白宫外路面涂上的“黑人命也是命”标语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扩散,从一方面导致更多人在家无事可做,因此网络视频可以更快速传播,但另一方面,各种数据显示少数族裔成为美国受到新冠肺炎冲击最大的群体,而白宫却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对此,少数族裔本身就已有怨言。
△纽约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地区都是少数族裔聚集区域 摄影:徐德智
其次,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持续了400多年,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针对非裔暴力执法更是臭名昭著。在当前的政治环境、文化气氛的相互作用下如同滚雪球一样,弗洛伊德之死成为了压垮美国社会种族不公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人们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意愿,对当前的状况说“不”。
“不是孤立问题”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事件已经持续超过了两周,少数族裔对于弗洛伊德之死感同身受。“即便有的社区没有出现过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地区有警察过度执法的情况。”珀尔·道教授说。这种“过度执法”表现在很多方面,除了暴力执法外,包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对移民的不当对待,对于少数族裔的轻罪重判,都是警方的问题。
在美国,人们化解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将类似的事件作为孤立的事件对待。但珀尔·道教授认为,这些都不是孤立的问题。比如2014年埃里克·加纳遭警察暴力执法身亡不只是纽约的问题,这次弗洛伊德之死也不仅仅是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的问题。“警察问题、不平等问题、系统性歧视问题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与地理位置无关。”全美少数族裔都感同身受,并真的渴望改变,这才是为何此次抗议活动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
△图为埃里克·加纳在2014年7月遭暴力执法丧生
“国民性”遭质疑
自弗洛伊德事件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对该事件几乎很少进行评论,至今白宫也仅跟弗洛伊德家人通话,甚至都没有任何高级别官员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市进行探访。而在对待抗议上,白宫更是“火上浇油”态度强硬。
珀尔·道教授指出,她对于白宫的反应完全不感到意外。因为白宫做的一切,都是在讨好一小部分人,而让少数族裔的美国“国民性”遭到质疑。她解释,所谓“国民性”就是作为美国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图为被特朗普要求回自己国家的四个议员
本届美国政府对于少数族裔的“国民性”几乎是否定的。比如,总统特朗普在推文上公开宣称抗议者为“恐怖分子”、在2019年7月称“(民主党一些议员)所来自的国家,其政府糟糕透顶,他们应该回去帮助修复那些国家,然后再回来告诉我们怎么做的”。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把少数族裔看作“他们”,而“他们”不属于“这个”美国。而这样的看法,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种族嫌隙。
△特朗普驱散示威人群后只为了去教堂外拍照,甚至未跨入教堂一步
珀尔·道教授认为,这届政府根本不打算团结所有美国人,也不认为应该运用资源造福所有人。在过去三年半,白宫颁布的政策几乎都是针对特定人群的,而且如果这些政策影响到了其他人,只要这些人没有选票,白宫就不会在乎。
出路在何方?
珀尔·道教授认为,美国存在着广泛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警察暴力执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而且所有少数族裔的:因为事实是,到目前少数族裔的仍然收入低、医保差、教育状况堪忧,而且成为公司高管、学院领导层的机会还是非常小。
而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警方暴力执法的浪潮,如果有策略地进行,将是讨论以上事项的一个开端。她期待少数族裔能在此次事件后,更加积极参与本地的政治活动,选出替自己说话的人。
△标语:黑人的命也是命 摄影:徐德智
珀尔·道教授说,机构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是根据人们的集体期望决定的,所以改变机构的运作方式,就是要改变人们的态度,而不管是减少警察预算还是重构公共安全机构,一些问题都值得思考:为什么大家遇到流浪汉就想到找警察而不是其他社会工作者?为什么有人出现心理疾病也首先会想到警察?为什么警察会在只有小孩子的校园内巡逻?
而对于当前深入部分人骨髓成为一种自然偏见的种族歧视,教授问道,“我们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这不仅仅是过去10年50年的问题,这是从美国建国就存在的问题。”她说,“我们需要进行对话,对人们讨论‘美国是什么’和‘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进行重新定义。”
一个持续了400多年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找到出口。(央视记者 徐德智)
(编辑 王法)
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文化危机”之中,正如李大钊所说:“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世危崖”[6](P560)。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影响深远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