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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如何迎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新发展阶段有新的特点、新的机遇和挑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阶段具有怎样的新特点？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江小涓：“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有新的特点、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新的特点。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可以“投”字当头，“增量扩张”为本。投钱、投人、投地、投项目，就会有新增产出并带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要“提”字当头，“存量提升”为本。投入的要点是提升质量，特别是提升存量生产能力的质量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质量，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如何转变方式，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情形会复杂许多。

　　其次，进入科技“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并且“并跑”“领跑”分量不断加大的时期。过去我们以“跟跑”为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我国科技特别是产业技术水平。“跟跑”时无需自己定方向，加速跟上缩短差距就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情况会发生很大改变。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我们只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做出原创性的成果。同时，以企业为主体配置科技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创新的同时拓展市场和产业链。这是比以往更艰巨更复杂的科技任务。

　　第三，数字技术更加广泛深入应用。今后，我们要用数字技术治理经济治理社会，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各方面都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同时，要对数字技术进行治理，包括算法问题、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等。数字技术往往具有两面性，同一种应用，既能赋能个人、企业和政府行为，也能赋能各种侵害权益和逃避监管的行为。

　　第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然带来全球各方面关系的持续调整。从经贸关系看，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系，从互补关系为主转变为互补、合作与竞争并存。当下大国战略博弈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多点呈现，对这种局面的治理任务错综复杂，压力加大。

　　我国产业竞争力已明显提高，完全可以在新发展格局中发展壮大

　　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江小涓：总书记多次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的有利条件可以从国内国际两方面看。

　　从国内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2019年GDP总量接近10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供了基础条件。例如，我国具有行业完整、规模经济明显的制造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需求多层多样，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较大，还将快速增长。这些条件都会支撑国内循环的规模、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

　　从国际环境看，虽然全球化中出现一些挫折和调整，但总体趋势并未改变。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都在继续发展，我们适应国际环境，畅通国际循环，虽有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毫无疑问，我们要的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已经明显提高，完全可以在新发展格局中发展壮大。

　　记者：构建新发展格局，难点和堵点又是什么？突破点怎么找？

　　江小涓：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特别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还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提升消费规模的角度看，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往多年，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因此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和水平提升。

　　用国际循环调剂余缺，获得分工利益，巩固和开拓国际市场，也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记者：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相互促进？

　　江小涓：首先，要用国际循环调剂余缺。我国是土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短缺的经济体，与我们庞大的经济体量不匹配，约束了我们高效率地配置资源。

　　二是用国际循环获得分工利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不会做”而汇集全球资源共同生产，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得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的利益。两种因素今后都会继续存在并加大力度。特别是科技全球化继续推进，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全球都在合作分工，自己全部做，不会有持续的竞争力。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去，同时以最大努力提高应对突发事件、保持产业链创新链稳定的能力。

　　三是畅通国际循环，巩固和开拓国际市场，也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有重要位势，许多产业有较高比重的产品市场在国外，必须国际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有效运转，才能保证就业和收入，这也是国内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

　　记者：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改革相配套？

　　江小涓：构建新发展格局，一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政策，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大力提高法律制定和执行水平。

　　二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首先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两者同等重要。其次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要。最后是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使竞争力较强的企业胜出，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