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制裁步步升级。

　　这是不少媒体报道美国对华行动时的标题。

　　美国，真的已经毫无顾忌了么？

　　谭主最近发现了一些没太被关注的细节。

　　上个月中，美国针对华为制定的“最严”出口管制措施正式生效。

　　只要含有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都不能对华为出口，华为的芯片供应链被彻底切断。

　　结果，不久前，美国芯片企业英特尔、AMD相继宣布，已获得向华为供货许可。

　　这一幕，似曾相识。

　　2019年5月16日，美国首次将华为及其68家关联企业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在这个清单上的企业，如果没有特殊许可，无法获得美国企业生产的芯片等零部件。

　　结果，4天后，美国商务部宣布给华为及其合作伙伴90天的“临时许可”，在这期间，美国企业依然可以为华为供货。

　　8月19日，许可到期。

　　当天，美国商务部再次宣布，“临时许可”延期90天。

　　先制裁，后许可，背后一定有故事。

　　谭主查阅信息，发现了《华尔街日报》当时的一篇报道。

　　大意是，参与华为制裁的美国官员纳扎克·尼卡赫塔尔“下台”。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原来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代理负责人。

　　首次制裁华为前一个月，她获得提名。

　　4个月后，为华为供货的临时许可第二次延期，她宣布辞职。

　　对于制裁，美国政府内部的声音似乎不统一。

　　理解这种不统一，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工业和安全局。

　　这个制裁华为、中兴等中国一系列科技企业的操盘手，是最近几年美国最“当红”的“明星部门”。

　　过去几年，工业和安全局设岗数量和部门预算都连年上涨。

　　2021年其预算甚至超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可是跟工业和安全局上级——美国商务部平级的机构。

　　尴尬的是，这个“重要部门”，似乎不太有人愿意领头。

　　包括纳扎克·尼卡赫塔尔在内的前两任负责人相继辞职，现任负责人2019年11月才获得任命。

　　中间的职位空缺时间长达15个月。

　　为什么美国断供芯片“断而不绝”？

　　为什么主导制裁的部门不好当差？

　　故事，还要从福建的一家企业讲起。

　　2018年10月29日，周一。

　　福建晋江市一座投资近400亿元的厂房，却格外安静。

　　整个院子里，只有此起彼伏的脚步声。

　　这家企业叫福建晋华，成立于2016年。

　　按照计划，晋华要在一种用于存储的芯片（DRAM）上实现突破。

　　这种芯片，可应用于几乎所有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众多电子设备。

　　晋华所做IDM一体化工艺，涉及芯片设计、制造、封装等各个环节。

　　一旦突破，能带动的是中国整个芯片产业。

　　但是，就在一条芯片生产线安装了将近一半机台设备的关键时刻早已瞄准的“狙击手”，开枪了。

　　10月29日这一天，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公告，将福建晋华纳入“实体清单”。

　　一群在晋华提供生产设备技术支持的外国工程师，很快接到了公司总部的指令，立即停止合作，返回国内。

　　当天，晋华的员工还没来得及跟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研发支持人员说句再见，他们就已经打包撤离。

　　其他美国芯片设备企业，诸如美商科磊、科林研发也都匆忙收拾，准备离开。

　　几天之后，荷兰厂商阿斯麦（ASML）撤出、日本东京电子也都暂停了对晋华的设备供应。

　　因为工业安全局的一纸禁令，福建晋华所有的机台设备装机、协助生产的运作全面停止，已下单但未出货的机台设备则全数暂停出货。

　　为什么一家机构、一张清单有如此大的威力？

　　曾在商务部条法司工作的任清律师给谭主提到了一个词，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是美国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主战场，核心是任何企业不得将美国生产的管制设备出口到美国禁运的国家或企业。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负责的正是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管制。

　　一旦一家企业被工业和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所有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都不能再与该企业交易。

　　出口管制“中枪”的为什么是福建晋华？

　　谭主在美国商务部官网找到了公告原文：

　　读完全文，谭主注意到了一个关键词，美国原产技术。

　　在工业和安全局看来，美国原产的DRAM技术，一旦在中国实现量产，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言下之意，晋华窃取了美光的DRAM技术。

　　是窃取么？

　　福建晋华的32纳米DRAM技术制程是与中国台湾第二大代工厂台联电合作进行研发的。

　　在“制裁”来临时，双方已经有了一批专利成果。

　　关键，DRAM技术并不是美国原产。

　　台联电在美上市公司曾专门发布过一份声明，回应美国所谓的原产技术之说：

　　2010年之后，美光科技通过先后购买台湾的半导体公司瑞晶电子（Rexchip）和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尔必达（Elpida），才获得了25纳米DRAM的相关技术。完成了自己的DRAM产品技术的搭建。

　　换句话说，美光并不是DRAM技术真正的确立者，而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通过资本运作收购获得了这些技术。

　　“原产技术”，只是说辞。

　　但从那时起， 美国正式加速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无理制裁。

　　出口管制，成了最主要的制裁手段。

　　2018年，加上福建晋华，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制定的“实体清单”中，中国新增了8家。

　　到2019年，翻了10倍多，新增84家。

　　其中包括2019年5月首次对华为的制裁，将华为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68家子公司纳入“实体清单”。

　　2020年上半年，工业和安全局又对中国出手7次。

　　其中一次，宣布了彻底“断供”华为芯片的禁令。

　　再横向分析，更能看清美国的打压思路。

　　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披露的清单数据，到今年5月23日，中国是清单中主体数量最多的国家，达到362家。

　　大陆的215家中，半导体等新兴技术企业占比达到了41.4%，位列第一。

　　美国制裁的要害之一，一直都是半导体产业链的最重要一环——芯片。

　　只不过，这样的制裁，在美国引来的，是忧心忡忡。

　　因为断供华为等原因，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今年业绩大幅跳水，2020财年二季度，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29%。

　　同期，那家起诉福建晋华的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净利润也同比下降75%。

　　同样在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网站上发布了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分析美国在芯片领域的领先地位。

　　但细细看完，其中还有几句话，意味深长。

　　报告是这么说的：

　　出口控制将导致许多外国的公司选择为中国提供设备和其他物项，美国产业界则将损失 数百亿美元的年收入。

　　这些收入原本是美国公司开发下一代芯片的研发资金。

　　由于资金减少，美国半导体产业将在下一轮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未来的客户甚至将不愿选择美国的设备和其他物项。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循环，像射击之后的后坐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遭殃。

　　负责出口管制的始作俑者——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也在所谓“国家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天平上，越发难以拿捏。

　　这两年，除了芯片技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一直都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到底哪些技术出口会影响所谓“国家安全”。

　　如果向前追溯，这个问题很好解答。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杨楠告诉谭主：本世纪初成立的工业安全局，初衷是应对当时美国境内外频发的恐怖主义威胁，阻止杀伤性技术流入恐怖分子群体及高风险国家。

　　看起来似乎非常正义与合理。

　　但现在，这个看似正义的初衷也变味了。

　　谭主在工业安全局官网上，看了最新的“实体清单”列表，一共414页，涉及近80个国家。

　　这哪儿还跟反恐有什么关系。

　　目标没那么清楚的时候，狙击手最可能暴露在风险之中。

　　风险的源头，是2018年8月美国白宫政府推动出台的《出口控制改革法》。

　　根据该法，国会授权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针对“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及基础技术”升级出口控制措施，加强相关技术出口的预先审批。

　　权力扩大了，但与此同时，定义影响国家安全的“新兴及基础技术”的难题，也留给了工业和安全局。

　　很纠结。

　　工业和安全局所做的第一步，是先列了个出口管制框架意见的目录，向美国国内业界征集关于“新兴技术”名单的意见。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于2018年11月19日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一则“法规制定提案预告”

　　按照该意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量子计算、3D打印、物流技术、生物技术等14个领域的产品和技术都将纳入到出口管制目录。

　　担心，很快就来了。

　　《纽约时报》拿到了2019年1月谷歌、通用、高通等公司提交的意见函。

　　他们建议尽可能缩小管控范围，因为工业和安全局拟定的许多新兴技术，已经在国外的企业和研究型大学中成形。

　　严格的限制可能最终会危及美国的技术发展。

　　有一家企业的信很典型，是高通。

　　它在信中写道：“归根结底，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而言，外国使用美国的技术产品比美国被迫使用外国的产品要好得多。”

　　这句话，让谭主想到了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的一段闲谈。

　　在问及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全方位打压到底会带来什么时，朱民提到了一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谢林。

　　谢林一直在美国的国防部任职，专门研究博弈论。

　　他得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如果科技脱钩，追赶的那一方反而有更好的优势和积极性，更快地赶过和超越。

　　美国最担心被赶超，对“新兴及基础技术”自然也格外上心。

　　2019年11月，工业和安全局为此专门组建一个新兴技术咨询委员会，对新兴技术进行识别、分类和审核，最终确定一个清单。

　　谭主注意到，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名单上，通用、波音、谷歌、高通、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的高管悉数在列。

　　对于出口管制这个主题，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的老总应该还心有余悸。

　　上个世纪末，卫星产业像今天的芯片产业一样，被美国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

　　1999年，美国出台了针对卫星技术出口的规章。

　　结果，事与愿违。

　　波音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因为担心这些限制会削弱它们向海外发货的能力，将卫星制造业务转移到了海外。

　　最终，美国在卫星产业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从全球主导地位下降到了今天的约50%。

　　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报告揭露了这个事实：管控措施削弱了美国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让卫星行业在2009至2012年期间丢失了相当于约10亿至20亿美元的机会。

　　2013年，美国向中国放宽了卫星技术的出口限制，所谓的“国家安全”成为了过去时。

　　射出去的子弹没有击中，反倒伤及自身。

　　由于确定“新兴及基础技术”清单的任务量巨大，2020、2021财年，工业和安全局连续要求增加预算。

　　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理清“新兴及基础技术”的管辖权。

　　工业和安全局看起来有不少肥差，但因为拟定的清单悬而不决，分歧较大，负责人的职位成了烫手山芋。

　　开头提到的那位纳扎克·尼科赫塔尔，参与了这个清单的制定过程，而她的离职就跟政府内部对该清单的矛盾有关。

　　制裁还是不制裁，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问题。

　　谭主想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的名字很讽刺：《出口控制：美国的另一项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经常以国家安全之名，随意使用出口管制措施，四处制裁。

　　到头来，真正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可能是美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