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作者：潘墨涛（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十三五”期间，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加快，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良好，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

　　5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保持在80%上下，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将达到46.5%左右，这些数据得来不易。微观上，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降至0.025人以下，注册志愿者人数到2020年或大幅攀升至1.6亿人左右；宏观上，社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放管服”不断推向纵深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正稳步推进的鲜活注脚。

　　制度建设和技术进步是社会治理的“双翼”。社会治理指标规划基本围绕制度建设和技术进步两个方向进行资源配置与目标设置。可以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制度建设为主，技术进步为补充，重点在于利用制度规则和现代化技术来调节社会主体间相互关系，降低社会有效治理的各种成本，达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制度建设与技术进步相得益彰，也是过去几年社会治理探索中的一大亮点。

　　“十三五”期间，政府、社会主体与国民个体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利责任越发明晰，社会治理结构、主体间组织方式等体制创新逐步完善，各主体共建共治的合作架构越发稳固，共享治理成果的制度规则也不断完善，可以说，党委领导力和社会自治成熟度的不断提高、不同地区社会治理差距的逐步拉近，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事业开启新篇章。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推动国际经济社会大环境加速变化，结合这些“变量”来展望，“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可能会更加趋于稳健。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向“公平普惠”“和谐互助”“安定有序”方向发展。中国的社会治理将以一种稳健的步伐向“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传统理想社会变迁，呈现“安泰”之美。

　　“均无贫”，向更加公平普惠的社会发展。在全面摆脱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问题仍需要我们应对，与此同时还应从收入、文化程度、职业等方面逐步构建“无歧视”社会，解决经济中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文化教育不平等问题，提高全民全生命周期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和无寡”，向更加和谐互助的社会发展。只有从制度上调整好人与人的关系，明确社会治理主体间责任义务，才有可能达成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目标。“十四五”社会治理相关规划将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包括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到村社层面的乡规民约，让人与人的关系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社会自治能力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社会组织的发展、志愿者队伍的充实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会更引人注目。

　　“安无倾”，向更加安定有序的社会发展。国际社会竞合日趋复杂化，中国社会的安定至关重要，社会治理要向着更加安定有序方向发展，这也是为国际竞合提供基本保障的需要。进入“十四五”阶段，“安全”“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将更加突出，通过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体系的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将有更多制度化的解决方式，复杂国际环境中国家、社会的安全状况也会进一步改善。安定的环境与秩序的完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最终导向中国社会治理的旨归——国泰民安。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9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