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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大博士后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一事成为网络热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陈龙为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在2018年体验了5个半月的外卖骑手劳动过程。陈龙在媒体发文自述了近半年做骑手的经历。

根据陈龙对媒体自述，2018年，他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他好奇的是，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记者5月9日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发现，陈龙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已于近期发表在期刊《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上。陈龙在摘要部分表示：“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

通过自身经验，陈龙指出：“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陈龙认为：“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送了近半年外卖，陈龙的论文包括《“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游戏、权力分配与技术：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研究》、《平台经济的劳动权益保障挑战与对策建议》等多个议题。

记者注意到，陈龙在论文中多处以自己送外卖的经验为例，分析了外卖平台系统所存在的问题。

外卖骑手“内卷”：越努力，处境越惨

在《游戏、权力分配与技术：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研究——以某外卖平台的骑手管理》一文中，作者讲述了一个案例：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也就是说，骑手们的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赚钱或者休息的机会，平台在压缩时间上永不满足。

此外，外卖平台制定了“游戏规则”，将骑手分为青铜、白银、黄金、钻石、铂金等级别，最终造成骑手们“内卷”。平台的奖惩机制也严重失衡，一个好评奖励2元，一个差评要扣10元，一个投诉要扣200元甚至更多。

平台模式转嫁了劳资冲突

4月28日，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体验送外卖的新闻走红，“一天工作了12个小时，送了5单，赚了41块钱。”王林说，“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5月7日，“极昼工作室”发布的陈龙口述文章表示：“以我的经验，他只是跑了一天，再跑两天就习惯了，习惯以后他不会觉得跑5单很辛苦，而是我还能跑”“我可以跑30单、40单。甚至会抱怨平台，为什么不再给我多一点单子？因为你的劳动力极限已经慢慢被撑开了。”陈龙说。

“外卖骑手看似‘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的管理走向了隐形化。”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一文中，陈龙总结说，“平台公司退居幕后，看似放弃了对劳动的直接管理，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还把劳资冲突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身上。”

何为内卷？科技的便捷之所以赶不上甲方需求，是因为平台算法永远在变动。科技的浪潮不会停止，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以外卖骑手这一契机，热心网友给出了这样一些方式。

一方面是平台本身，另一方面则是政策驱动。

知名互联网博主@阑夕认为：

“外卖骑手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劳动，挣的也都是靠丈量城市换来的血汗钱，平台必然有义务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尊严，并尽可能的提高上限。”

陈龙也在最后自述中所说：

“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

不论是“副处长体验送外卖”，还是“北大博士送外卖”，只有观照现实多接地气，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有俯下身子积极投身实践，才能深刻地理解劳动者的所思所想、所盼所忧、所急所需、所恨所痛，才能透过表面的热闹喧嚣摸清楚背后的规则、秩序、利益、关系以及其深层次的运作逻辑，才能对症下药、通过多种渠道去改善和优化劳动者的生存生态，善莫大焉。

（澎湃新闻、广东台触电新闻、极昼工作室微信号、正观新闻、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