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映象网记者 李昌 文/图

近日，音乐人一泽万，为缅怀袁隆平而改编的流行歌曲《稻因你而香》，登上抖音热搜。“是你让人们不再饥饿，金黄把苍白埋没”等金句，让网友感动之余纷纷传唱。然而也有一部分年轻网友却留言：“饿着点健康”，“不知道啥是饥饿”，颇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忍饥挨饿并不是很久远的事，上两辈人都曾深受其害。今日，映象网将寻访三位有代表性的“饥饿患者”，用他们的讲述，来了解袁老爷子带领老一辈人对抗饥饿的历程。

【五十年代】舔碗经历写进身体基因

对于84岁的棉纺厂退休干部王全礼而言，饥饿就是见到吃完饭的碗，还忍不住要舔一遍。

“尤其是豫西地区，舔碗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的日常。”王全礼说起年轻时一个邻居家里令人头皮发麻的回忆，一个刚嫁到本村年轻小媳妇儿，由于不好意思当着一家人的面舔碗，回到屋里便遭到了丈夫的一顿打。从那时起，当年的小媳妇儿，现在已经成了四代子孙的老奶奶，都一直保持着这个太不优雅的习惯。

20郎当岁那几年，饥饿感对王全礼而言，尤其刻骨铭心。家里兄弟三个，都是最需要能量的年纪，却终日因肚子空空而浑身乏力，为了省劲，全家人也不怎么说话，死气沉沉的。

“饥饿是什么感觉？就是身上每块肌肉都像海绵一样，迫切的呼唤着任何可以填饱的东西。”王全礼说，为了维持生存，有时候不得不吃一些树皮。在经过一次次对比后，王家兄弟发现，榆树皮是所有树皮里最好吃的。“榆树皮分里外两层，外皮剥掉，内皮煮好后剁成黄豆大小，就可以嚼了，”王全礼的表情有些复杂：“这种树皮吃了对身体损害不大，比较好拉出来。”

22岁那年的11月份，黄河滩旁那件关于饥饿的非典型经历，让王全礼印象尤其深刻。那时节，南飞的大雁恰在黄河滩旁驻足，由于它们所到之处，都是吃的麦苗，所以村民们经过一番争论后认为：雁屎能吃！于是一天清晨，他们将大雁半冻着的排泄物取回家，烧开后如同吃粥般咽了下去。

很多年后，当初的亲历者重聚回忆起此事，笑言：“现在想想，雁屎还是有机的哩。”

而王全礼在“抗饥”路上正苦苦挣扎的五十年代初，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工作。在前往安江农校前，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他的这句壮志豪言成为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安江农校任教期间，他一边给孩子们传播知识，一边研习“植物遗传学”，为他之后研究杂交水稻打下了基础。

【六十年代】饥饿是一枚小小的粮票

现年68岁的郑州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刘罗友（应受访者要求改为化名）表示，饥饿是一枚小小的粮票。

他的少年时期，似乎只有关于一种食物的记忆，就是红薯。一天三顿的饮食，就是关于红薯的三部曲：早上，红薯汤；中午，红薯面条；晚上，炒红薯面。

这样重度依赖单一食材的后果，就是，吃得“往嗓子眼反酸水，胃里像喝酒一样烧得慌”，以至于后来参加工作后，刘罗友拒绝再吃一口红薯。

食物不仅单一，要命的是还限量，每家每户按人头分发粮票。成年人正常每人每月发24.5斤粮票，体力劳动强度大些的发26斤粮票。而少年儿童则根据年龄大小，分发每月14-19.5斤粮票。

刘罗友记得，有一个时期，自己每天定量拿到7两粮票。如何“科学”的分配这些定额粮票才最扛饿，让同学们反复磋商讨论。“试过一三三（早一两，午三两，晚三两），三三一，二三二等各种组合，发现基本上尿几回之后，肚子里都是空空如也。”

而六十年代的王全礼在焦作戏剧团担任团支部书记。当时最大的困扰，就是剧团的武生由于吃不饱饭而难以完成演出动作。王全礼找遍了关系，终于用粮票换到一些月饼渣、和饼干渣。“冲水后喝下去，很美味，”他笑着点评：“油很大，能扛饱。”

在当时，刘罗友和王全礼还不知道的是，能量供不应求的局面正在得到解决。1961年7月的一天，行走在稻田中的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饱满的特殊水稻，敏锐的他意识到这正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灵感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如果可以人工培育杂交稻，那么水稻必将大大增产。但他的想法被无数人嘲笑为“不懂遗传学”。袁隆平没有放弃，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实践之路。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他在试验稻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

【七十年代】人人琢磨丰富食物品类

身为体验过挨饿的最后一拨儿人，71年生人的河南省餐饮协会副会长侯占伟的记忆，则多了一些喜剧色彩。

70年代，还是开封通许县孙营镇一名儿童的侯占伟，他的饥饿记忆更多与食物单一有关。

每天回家，头等大事就是关注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很可惜绝大多数时候，家里都是红薯、面条、玉米面饼子。

一天，家里为了走亲戚备了一包点心。家里5个孩子流了一天口水，最终禁不住诱惑，打开牛皮纸袋大快朵颐一扫而空。为了逃避随之而来的灾难，他们想出了一个“妙招”：用土坷垃和煤渣重新包了一包“点心”。当然，偷梁换柱在第二天就被发现了，五个孩子又吃上了新鲜的——屁股上吃了不少笤帚疙瘩。

七十年代中期，王全礼从豫西调到郑州棉纺厂，生活境遇也改善了很多，在饮食方面也开始追求丰富。过年走亲戚时，席上会有鱼。但大家都默契的只舀上面浇的汁却不吃鱼，因为“鱼是主家为了充面子而用木头做的，但浇的汁是真的”。

而已经当上教师的刘罗友，家里也会出现一些副食品，比如将番茄捣碎后储存在输液瓶里的“手做版番茄沙司”。

那么，侯占伟是如何成为了体验过挨饿的最后一拨儿人了呢？原来，在七十年代初，为了加速培育试验，袁隆平来到了云南育苗，并于1970年11月培育出了一株被取名为“野败”的野生稻，这是所有杂交稻的母本。1974年秋天，袁隆平终于育成了中国第一批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表现出很大的增产优势。普通水稻亩产只有200多公斤，而杂交稻亩产直接翻了两倍。随后，袁隆平又想方设法，一公斤一公斤提高产量，推出了二代杂交水稻，亩产可达600到700公斤。1976年，全国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粮食逐渐从稀缺品回归为日常品。

【后记】一粒粮食救起一个国家

87年，16岁的侯占伟来郑州打拼，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在当时著名的馆子——丽晶大厦成为学徒。第一顿员工餐吃得竟然是米饭和炒菜，这让他震惊到无以复加：“万万没想到，大米还能蒸着当饭吃，过去咱一直以为，大米就是配着红薯喝粥的。”几乎也是从那时起，王全礼和刘罗友家里的后辈，作为北方孩子，也几乎可以顿顿以蒸米饭作为主食了。

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50%，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养活7000万人。自从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后，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全国90%以上的水稻要么是袁老发明的杂交水稻要么就是杂交水稻的变种。袁隆平曾在采访里提到自己研究水稻的初心：“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饥荒，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中国人要是把世界粮食吃光了，该怎么办？”面对国际社会这样的质疑，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用实际证明：中国人不需要靠任何国家来养活，我们靠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