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养儿防老”模式能否长期延续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通过分析“养儿防老”模式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道德基础和信仰基础发现，“养儿防老”模式仍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将在我国长期延续下去。
“养儿防老”模式是我国历史悠久且延续至今的一种养老模式，而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养儿防老”模式也不例外。众所周知，我国“养儿防老”模式的传统社会基础之一是小农经济。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那么，“养儿防老”模式的现代社会基础又是什么？这些社会基础能否支持“养儿防老”模式长期延续下去呢？以谢周艳（2016）等人的观点为重要参考，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道德基础和信仰基础四个方面出发分析“养儿防老”模式的现代社会基础。
（一）“养儿防老”模式的现代经济基础：多元化的收入渠道
传统社会中，小农经济是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础，小农经济及其家庭集体劳作形成的情感链接为“养儿防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家长拥有着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而现代社会中，子女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家庭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家庭内部关系也面临着重塑和调整，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一味地顺从。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家庭收入已经由小农经济下的单一来源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来源，家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增强了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意味着民众赡养老人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与小农经济时代相比，现代社会中民众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民众收入的增加为“养儿防老”的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使得民众更愿意把自己的收入用于生活消费，自然也会使得民众在养老方面的支出不断加大。这些都表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经济基础的多元化，对于富裕的家庭来说，“养儿防老”具有了更高的现实可行性。
（二）“养儿防老”模式的现代政治基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约束下，“养儿防老”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尤其是统治者在以“孝道治国”的纲领引导下，民众认同和接受“养儿防老”属于政治正确的范畴。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生存的根基，“养儿防老”的传统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与此相对应，现代社会倡导依法治国，因此，“养儿防老”的政治基础应该在法律领域中探寻。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宪法中规定子女具有赡养父母责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和颁布，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明确了子代对父辈给予医疗和照料的义务(第十四条）。
由此可见，我国的“养儿防老”模式不仅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一种延续，而且还有着较为坚实的法律基础，已经从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我国政府在赡养老人方面不仅注重发挥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而且还重视法律的最终保障力，重视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当前我国的法律环境下，相关法律制度为“养儿防老”模式的延续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持，成为了“养儿防老”模式较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使得“养儿防老”模式在新形势下也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三）“养儿防老”模式的现代道德基础：新型“孝道养老”思想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业已瓦解，但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所提倡并遵循的核心思想——“孝道养老”思想并没有随之消亡，而是部分地延续了下来。不过，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传统的“孝道养老”思想的生存土壤发生了改变。相当多的青年人并不太认同传统“孝道养老”思想所提倡的“顺从父母”、“光宗耀祖”、“厚祭厚葬”、“成家立业”、“不远离父母等观念。这说明，传统“孝道养老”思想发生了改变，转变后的部分观念影响了当代社会成员的行为，并成为“养儿防老”现代道德基础的一部分。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孝道养老”思想，与传统的权威性孝道相比，相互性孝道更为当代民众所认同。相互性孝道重视亲子之间的情感和关系的对等，体现的是儒家伦理中的“亲亲”原则。现代社会中，孝道更多地体现为双向对等的一种亲密情感关系。除此之外，新型“孝道养老”思想还有很多新的内涵。如“孝敬父母”在新时代下的内涵并不是绝对的服从父母，而是要尊重父母并多予以陪伴。而“传宗接代”的新时代内涵则是优生优育，以对后代更为负责，并不辜负父辈对自己的养育。过去“死者为大”，子辈大多对父辈的丧事采取大操大办的做法以彰显自己的孝道，新时代下的“孝道养老”思想则多主张移风易俗和勤俭节约，把“行孝”变为“心孝”。
新型“孝道养老”思想还扩展了孝道的对象，过去的“孝道养老”只局限于各自的血亲，现代的“孝道养老”则扩展到了邻里亲朋，多主张“邻里守望、互助互爱”的孝道文化，实现了从孝敬父母到关爱他人的转变。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现在的老年护理领域也提倡“孝道”精神的发扬和运用，强调护理人员要秉持“礼敬、尊重与合理顺从”的理念使老年人的受尊重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并以此来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可以说，新型“孝道养老”思想具有更为宏大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内涵，能够成为“养儿防老”模式的现代道德基础。
（四）“养儿防老”模式的现代信仰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传统祭祀活动的减少，“养儿防老”模式越来越缺乏信仰层面的支撑。因此，“共同价值观”的重塑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党和政府早已把弘扬孝亲敬老的文化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之中，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养儿防老”的“共同价值观”，可以为“养儿防老”模式提供足够的信仰支撑。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通过改造传统“孝道养老”思想来对“养儿防老”模式形成信仰支撑。其一，传统“孝道养老”思想重视“移孝作忠”、“三纲五常”等封建保守的道德理念，这些理念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应该赋予“移孝作忠”以新的意义，把忠君思想转变为爱国敬业精神。其二，传统的“孝道养老”思想要不断剔除掉自身一些不文明的成分，并把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谦和有礼、宽以待人”等有益内容保留下来并予以发扬光大，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各自的贡献。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传统“孝道养老”的积极内涵，而且还具有更多国家富强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为“养儿防老”模式的延续提供持久的粘合力，使得“养儿防老”模式能够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长期延续下去。
综上所述，虽然“养儿防老”模式在我国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已经日趋下降，但由于其仍拥有着较为完整的现代经济基础、现代政治基础、现代道德基础和现代信仰基础。因此，“养儿防老”模式仍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将在我国长期延续下去。故而，有必要努力发挥其在我国养老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陈伟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