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发展观、改革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屋建瓴，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创造性地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观念、工作思路与机制路径，是新时期下的“新国家安全观”，将会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构筑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习总书记的新国家安全观应势而生，恰逢其时。当下，腐败多发、法治欠彰，考问着政治安全；增速换挡、转型升级，考验着经济安全；雾霾不散、污染严重，考量着生态安全；地缘纷争、强权作梗，威胁着国土安全；国际窃听、网络泄密，挑战着网络安全……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而总体安全观，谋求的正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回应的正是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习总书记的新国家安全观以发展为根基，在发展中谋安全。在习总书记有关国家安全的系列论述中，经济安全一直居于优先地位；在总体安全观中，经济安全为基础。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体制转轨遭遇既有格局的惯性阻挠，发展转型面临创新能力的刚性瓶颈，地方债居高不下，房价百姓怨声载道……太多的难题，诸多的纠结，累积出了不和谐、不稳定的情绪。新国家安全观仍旧要在发展中增进百姓福祉，在发展中累积实力，在发展中谋求安全大局。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习总书记的新国家安全观对暴恐零容忍，坚决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近期发生的一起起暴力恐怖犯罪事件，滥杀无辜、手段凶残，让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让无辜的群众悲愤难当。习总书记对于反暴恐斗争有着敏锐的洞察和准确的判断，他提出“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在反对暴力恐怖问题上，要出重手、下重拳，先发制敌，打赢反暴恐战争。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习总书记的新国家安全观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新亚洲安全观。安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求同存异。以邻为壑，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习总书记曾言，“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亚洲国家是个大家庭，其兴与衰、安与危、治与乱，攸关所有国家的命运，攸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只有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才能实现亚洲的长治久安。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实现习总书记的新国家安全观，虽然荆棘载途，但立于内外实际，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既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坚定信念，协同一致，保持耐心、恒心和定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图解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人民论坛编辑部）

总体国家安全观：民心基础与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以其“总体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与当代系统科学的系统思维，更重要的是落实了中国传统文化仁爱善良和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和当代政治的民主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涵盖了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诸多方面、诸多问题，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家安全中人的安全，即国民安全，都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一切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

　　首先，面对当前日益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这段话中，习近平同志在与构成当代国家安全的不同要素比较中，也就是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的比较中，先通过“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重要命题，强调了人民安全的宗旨性和目的性，又通过“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指出了其他方面安全相对人民安全而体现出不同方式的服务性和工具性。

　　其次，针对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实践把国家领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重心的倾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表面上看，这段话仅仅是在与国土安全的比较中，强调和论述了国民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其包涵的深刻思想却是在与包括国土安全在内的所有“物的要素”或“物的安全”的比较中，从多方面论述了“人的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的本原性、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在“既……又……”的表达格式中先列国土安全后列国民安全，深层用意就是通过一个“既”字指出传统安全观只重国土安全的局限，再通过一个“又”字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民安全的重视，从而彻底超越了那种重国土安全而轻国民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治理模式。更重要的是，讲话在“既……又……”的紧凑型表达之后，并没有再讲国土安全问题，而只对国民安全问题作了深入解释，这就进一步说明，讲话不仅要纠正传统安全观只讲国土安全不讲国民安全的倾向，而且还要纠正传统安全观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问题上的主次不分，强调国民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

　　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我们认为：讲话中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在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立心，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等关系中讲人民安全、国民安全，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对接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整个人类文明，指出了民与官关系中民的本原性，以及人与物关系中人的核心性；“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的命题，不仅进一步表达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核心性，以及在国家安全活动中的终极目的性，而且更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则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传统，蕴涵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一句出现在本段讲话最后，无疑是对贯彻落实前述国家安全工作纲领、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后必然获得群众信任的自信，也是对整个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奠定在民心基础上的总体要求。

　　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便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全面贯彻到了国家安全领域，因而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民心设计和民心工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 “仁爱善良”价值和“以民为本”思想的当代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纲领，以及对“国民安全”重要性的多方面论述，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思想主张的当代落实。

　　仁爱善良和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近年来，党和政府在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中，在国内外国家安全事件处置中，都充分体现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取向。前些年日本核泄露中的撤侨，利比亚内战中的撤侨，叙利亚危机中的撤侨，以及今年马航事件中的奋力搜救，大量事实表明，在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今天（2013年已达9800多万人次），党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我国国民的海外安全问题，不仅在每次重大事件发生时都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救援措施，而且还在外交、公安、军队等部门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必将更加重视国民海外安全问题，必将使国民海外安全的保障机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构架下得到进一步完善，国民海外安全也必将得到更高层次和更高效率的积极保障。

　　与此同时，“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纲领，也必将把国民在国内的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工作领域，为每一个中国公民提供更好的国内安全保障。最近，针对恐怖袭击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的危害，习近平同志强调，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由于对国民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和危害的国内外因素还有很多，它们之间的轻重缓急又各不相同，因而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时，始终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筹协调，全面规划，使我国国民在国内外都获得越来越完善的安全保障。

       总体安全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贯彻执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的强调，虽说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真正落实，但这还不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最高价值。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国情环境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集中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至高价值便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根基的人民民主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不仅在为中国国家安全立心，而且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立了一颗时代精神之心、人民民主之心。

　　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但却在以揭露西方原始资本主义重重问题为要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附属于统治阶级的知识阶层，过分强调了统治者和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人类社会的基础性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民为本”时，正是以官与民的区分为前提，强调重民爱民对统治者实现合法统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的民本史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普通民众的重要性。二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不仅强调群众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推翻阶级统治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合法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史观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阶级统治的非法性与推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对阶级统治合法性的不同认识，使以推翻统治阶级为革命目的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只讲马克思主义而拒绝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强调民众重要性上的契合，却使二者并行不悖地被苦寻治国良方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当代领导人同时接受。当然，在接受传统民本主义的同时，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和当代民主政治启蒙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扬弃了传统民本主义暗含的深层皇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当代世界民主理念，把以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为根本目的传统民本主义，改造成了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政治主张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把其贯彻到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官民无别的“以人为本”的民主，那么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的，则是民贵官轻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民主政治如同市场经济一样，具有超越社会性质的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高举民主大旗，与当时的专制独裁统治进行抗争，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探索，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以及国家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至高至善规范，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想的不同表达，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论基础和宪法根据。

　　如果说几千年封建专制时代，只有以民为本才能换得民心，才是良善统治，那么到了今天，只有把以民为本提升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可，才能凝聚起更广泛的人心、民心，也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国民的幸福安康。

　　（刘跃进，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资料链接

　　安全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1996年之前：中国官方长期秉持传统安全观

　　中国官方在公开文件中最早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是1983年。此前，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央政府均未提及“国家安全”这一术语，虽然在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中使用过“我国的安全”、“祖国的安全”、“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等术语，并且长期以来不断讲到战争的危险和军队国防建设等国家安全问题，但却没有使用“国家安全”这一专门术语。1983年6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是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国家安全”术语，并4次出现“安全”一词，但这些论述都集中在传统安全色彩非常强的“军队建设”部分。

　　中国学者和中国执政党及政府能够不囿于“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思维和传统安全观，而进一步去思考“威胁与安全”，是在“冷战”结束七八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1996-2002年：从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过渡

　　1996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大会上发表讲话，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巩固政治安全。他提议东盟地区论坛开展军转民方面的对话，并适时开始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正是由于涉及“信任”、“合作”、“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等术语，同时还明确要通过“军转民”来“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开始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探索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安全观。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6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是“国家安全”，而且还首次提到与传统安全认知具有重要区别的“国家经济安全”，这表明一种非传统的安全认知已经出现。但是，这一报告依然把“安全”和“国家安全”放在“军事”部分集中讨论，因而也只能说是非传统安全认识已经出现，非传统安全观开始萌生，但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

　　2002年之后：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最终形成

　　经过世纪之交前后几年的探索，以2002年7月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为标志，中国官方最终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

　　2002年7月31日，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虽然这个文件阐述的依然是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安全问题，但却系统论述了安全领域从军事、政治向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安全实现需要寻求多元化手段，特别需要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因而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种比较系统的非传统国际安全观和非传统对外安全观。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已经完全扬弃了局限于军事和政治的传统安全观，在安全构成、安全威胁和安全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种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政治，又包括非传统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等在内的综合性国家安全观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国际安全观，并由此构成一种比较全面的非传统安全观。

　　此后，中国官方在历年发布的各种公开文件中，继续强调并不断丰富和深化着2002年形成的非传统安全观，并使其在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与威胁因素以及安全保障体系等安全理论的三方面逻辑构成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

　　（刘跃进）

习近平总体安全观的中国意蕴

　　中国面临的不安全因素是综合性的

　　影响中国总体安全的国内外因素很多，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国内方面来说，第一，腐败、法制执法不严等，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不安全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和矛盾，开始进入敏感期、突发期、多发期、易发期、并发期，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腐败、法治欠彰、以权代法、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不少地方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再加上国内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以及法轮功邪教势力乘机煽动闹事，维护政治安全的压力相当大。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安全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有六个方面，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向国内消费为主；从高能耗高污染向绿色环保转变；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以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为主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人力资本为主；从高速变为中高速，从以数量总量为主向数量质量平衡并以质量为主；从利益分配不平衡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转变。经济转型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第三，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近年来经济发展对环境破坏很大，尤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同时水资源污染、地表的污染也很严重。这不仅大大加大了资源环境保护的成本，更对国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也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也成为中国与邻国的外交交涉的内容。

　　从国外因素来看，第一是美国因素。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有能力有意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大国。美国官方虽然表示欢迎中国的强大，但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美国一直通过对台军售牵制中国，以所谓重返亚太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军事联盟。

　　第二，主权安全及南海争端等。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陆上疆界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海上疆界的划定成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很严峻。中国在钓鱼岛受到日本的挑衅；在南海的众多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中国的海上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第三，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经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权，主要市场的控制权，主要货币的发行权，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权等。其二，中国对外依存度高居不下，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波动大。如铁矿石2009年进口为6.3亿吨，对外依赖度为69%；石油2011年进口为2.56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6%。其三，外资在中国已经开放行业中有过大的影响，中国国内民族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在中国已开放的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四，金融安全困局。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金融要素在世界各地流动，他国的金融危机会很快到本国，给本国经济和金融带来冲击。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紧缩，其消极影响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家总体安全：超巨复杂的整体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强调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复杂的安全形势，因此习近平有关国家安全的讲话不仅把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的新概念，为理解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新观念。

　　例如粮食问题，有粮则安稳，无粮则乱危。它首先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是国民安全问题；无粮缺粮少粮则会导致社会动乱，产生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运输、保存是经济安全问题；粮食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又是资源安全问题；把粮食作为一种期货又产生金融安全问题，粮食的生产又涉及到耕地农田质量，是国土安全问题；到国外购买粮食会产生外部安全问题，保障运粮通道的畅通是一个军事安全问题；而且它是一个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今天的粮食生产运输保存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信息网络，敌对势力可以通过网军破坏网络从而又与传统安全相关；爱粮惜粮不浪费粮食，在粮食和食品加工过程中讲诚信、讲道德、讲良心，又是一个文化安全问题……，除了核安全与粮食无关外，其他的安全领域都涉及到了。所以，任何一个安全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靠某一个单位、某一机构来保障，都会出现巨大的漏洞和问题。

　　所谓国家总体安全，就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超巨复杂的体系。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首先都必然和必须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关相联，互不可分；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

　　总体安全观是对中国近年来提出的综合安全的发展。总体安全就是综合安全，但综合度比综合安全更高、更深、更全面。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交织就是一种综合安全，但这种交织的政治经济安全还不能说是总体安全。总体安全在考虑政治经济安全时，还要考虑军事、文化、国民、资源等方面的相关联的问题。总体安全是一种更全面的综合安全。

　　总体安全的中国特色

　　总体国家安全的概念本身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概念，而总体安全在体系架构和具体内涵上，也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这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的总体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第一，总体安全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维的体现。首先，安全意识就是忧患意识。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其次，安全意识就是防止危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安与危分不开的，所谓安全就是没有内外的危险。最后安全意识是整体意识、全局意识。中国的易经有鲜明的整体思维，《管子》等经典则强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体。

　　第二，中国总体安全突出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中国总体安全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超巨复杂，处理好国内的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最重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中国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将是空谈，相反，在政治安全良好状态下，其他的安全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中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安全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定、稳定、有序、和谐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第三，中国的总体安全把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宗旨。所有的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人民来感受、决定和评价的，任何不安全最直接影响的首先是广大的民众。国民安全是以民为本思想在安全领域的拓展。

　　第四，以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安全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的讲话不断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安委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安全必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安全共同体是对过去的共同安全的发展，也是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运用。

       总体安全构建以文化安全为突破口

　　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安全，并不在于外敌的入侵和战争威胁，也没有严重的内部政治动乱和不稳定的前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安全问题是可预期的、有保障的，但在文化安全领域则不然。由于内外的综合因素，当前中国处于严重的文化不安全状态。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亡则国亡。前面所说的政治经济安全都是有形的，而且大多已经被认识，成为国家安全防范的主要内容，但文化安全则是一个无形的安全，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中国严重的安全问题：一个没有信仰价值体系的国家和民族才是最不安全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中，文化安全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除了中国不善于用文化市场的因素来建设先进文化的原因之外，中国当今的文化不安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学习西方的进程中，许多人不善于区分什么是西方的文明成果，自觉不自觉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潜意识地作为中国各个领域的价值观或应遵行的准则。中国主流思想界、文化界的精英是用西方的概念、思维在思考，用西方的价值观在评判一切，反美的和亲美的都是在用美国的思维在思考。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在西方文化之后亦步亦趋，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围攻下处于守势，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第二，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但受到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和来自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念的影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主要成果视为封建、落后、专制、极权、不民主、无自由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

　　第三，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出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复兴的“国学热”，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少有一定帮助，但对于什么是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成果却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在所谓的国学中，先进的观念与迷信的东西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使得法轮功等邪教得以大行其道。

　　第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影响，除了武术、孔子、中国古代的四大文明、长城等东西外，不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比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更好更先进的价值理念，因而中国的模式缺乏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

　　从十八大就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无论是在中国的内政还是外交方面，习近平都展现了许多新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提炼和总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在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以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见到这些理念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厚重的历史影响。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抓三进”（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的思想，这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习近平在北大与学生的对话中，强调了《管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文化安全的观点：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直接把礼义廉耻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对提高民族的文明道德水平，降低群体事件，增强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建设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抵御各种消解民族凝聚力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对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再造文明中国的行动纲领。只有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强大的思想文化的安全屏障。

　　构建总体安全体系要有顶层设计

　　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构建总体安全的第一步。要完成总体安全的构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安全形势特点、任务、宗旨、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有关方面一直在进行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但到今天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尽快完成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研究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其次，必须有一个反映总体安全的国家安全法。过去的相关法律法规涉及的国家安全概念，都是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安全立法，比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运输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等，没有一个总体上概括国家总体安全的法律。一些领域的安全立法也不完整，比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就缺乏相应的立法。

　　第三，尽快完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和运行规则。比如，现在中国有几千亿国家资产流到国外，暴露出国家资产监管的巨大漏洞，应该设立金融安全局专门监管；又如，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被外资控制，应有专门机构审查和评估外国投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四，从文化入手，强化国家、社会、国民的安全意识。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命运。国民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最终受益，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动力。应当强化国民的安全意识，形成凡是危害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抵制；凡是有益于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维护。不做危害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全的事情，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自己从事的工作做起。

　　（叶自成，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国家安全观四大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机制开始正式运转。从4月15日到4月28日，仅仅两周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已至少3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国家安全”。尤其是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他把“国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分量，并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要求我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理念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有关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总体特点，创造性地提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观念、工作思路与机制路径。

　　结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历次讲话精神，他所主张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观之内核，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内外兼顾，以内保外

　　一般来说，各国的国家安全机制都有内外重点之分，多数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机制一般都以对外为重点（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是如此）。但从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和运行特点来看，其机制特点应是内外兼顾，以内保外，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互补互动，缺一不可。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变化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安机制布局重点的拿捏上，也充分贯彻了这个基本原理。他把国内安全机制的设置放在首位，让负责国内事务为主的政府总理和人大委员长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中负责国内职能的部委领导数量明显多于涉外的部委，这可见对内安全机制的分量明显要大于对外。以国内安全稳定为本，先内后外，内外互补的战略思路十分明确。

　　这也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看出端倪，他在首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外部和平安全了，国家才能更好发展，国家发展好了，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基础才更稳固。

　　包容共赢，命运共同

　　“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习近平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观则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具有很强的国际包容性，强调命运共同、和谐共处。

　　日益繁荣与强大的中国，用更坚定的自信、更谦卑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与世界打交道。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建设性的态度和立场，不仅仅出于对自身力量特点的清醒认识，还在于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深刻理解。以此“三要三让”立论为核心，强调包容共赢、命运共同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观正在构建成型之中。事实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亚洲邻国带来实惠和机遇。

　　中国领导人深信，惟有开放、包容、共享、多赢，尊重各地区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选择，中国人才能在世界上得到各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才能得到确立，“中国梦”才能牢固构筑，坚实以行。强调包容共赢、命运共同，为全人类作更大贡献，正是“中国梦”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观在国际上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所在。

　　此外，中国正在认真地推动各大国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各自利益关切，加强协调合作，着力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也体现了包容共赢、命运共同的中国国家安全理念。

　　经济优先，核心不让

　　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家安全内容的系列论述来看，，经济安全一直居于优先地位。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是立体化的，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而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其核心部分仍然是经济因素。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开始塑造国际体系的中国，仍是一个需要不断壮大和完善自身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国家，经济建设是惟一可行的、低风险的和平崛起方式。这既反映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对我们国家目标和国力现状的清醒认识，又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原则的战略坚守和灵活运用。

　　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在发展国家经济力量的同时，绝不会以牺牲国家核心安全利益为代价。然而，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战略东移与重返亚太，冷战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集中爆发，中国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着空前的外部安全压力，甚至是战争的压力，这对我国的和平崛起进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要想实现和平崛起，就要处理好战争与和平、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强调指出的，“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也就是说，在国家核心安全利益问题上，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是明确的，那就是绝不退让。

　　义利并举，有所作为

　　中国主流的儒家传统强调重义轻利，义大于利，而西方现实主义传统则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利大于义，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吸收借鉴了这两种价值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义利观”——义利并举、有所作为，既坚持道义原则，又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而日益和平崛起的中国应对国际安全有所贡献。

　　具体来说，正朝着世界大国迈进的中国，理应对国际社会有所垂范和贡献，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要有大国的原则和执着，要敢说话，敢碰硬，要有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而断然大喝的勇气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心理准备。但同时，我们又不能被过分抽象空洞的意识形态理念所左右，忽略了正当的现实国家利益诉求和国家安全考虑，而应该义利并举，既维护正义，又不失国家利益。

　　同时，在国际安全与合作、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应有所作为。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要做好“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2013年他在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表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提供制度保障”。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他还提出了许多更为具体的办法，包括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融合；积极参与亚洲区域合作进程，推进同亚洲之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区域次区域合作；继续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同各国的双向投资，打造合作新亮点；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等等。

　　胸怀天下的中国人民，在有效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发展自己的同时，也正以自身的繁荣和稳定回馈着当代世界。这也正如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非洲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所庄严承诺的，中国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习近平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与未来保障国家安全工作思路的战略前瞻。这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战略思路与指导方针，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林宏宇，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主任、教授、博导）

　　资料链接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历程

　　2013年11月1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作长篇说明时提到：“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会议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这标志着这一举世瞩目的机构开始正式运转。

从亚信峰会看习近平亚洲安全观　

　　5月21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及有关亚信会议下一步运作的四项建议。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从中国自身定位和发展需要出发所作出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宣示，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在亚洲新安全观基础上建设覆盖本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框架机制无疑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周边国家政策的主调和努力方向之一。

　　当前亚洲发展与安全形势

　　对21世纪的亚洲国家而言，发展与安全是具有多个维度的两大任务目标，既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更多情况下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安全的必要条件，而安全则是发展的必要前提。

　　亚洲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从东北亚的朝核问题到中东的伊朗核问题和巴以冲突，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到中亚、西亚、南亚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跨国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等，都是十分棘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解之题。亚洲国家各自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既有共通之处，也有特殊性。此外，受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亚洲国家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而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除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之外，亚洲缺乏全面对话的平台。与此同时，区域外大国等通过双边安全机制，频繁插手本地区事务，试图利用亚洲目前高度分散的局面来主导地区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使原本十分复杂的安全领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当然，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亚洲安全与经济发展一样是一个开放体系。但亚洲安全事务首先关涉到本地区国家的切身利益，首先应该由本地区国家积极合作、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共同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对全球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就亚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一些亚洲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但更多国家一直在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看，找到适合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也许是亚洲国家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许多亚洲国家一直面临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和种种批评。而西方的批评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亚洲国家自身发展利益的关切是浮浅甚至虚伪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亚洲国家需要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增强自信心。

　　中国倡导新亚洲安全观，正逢其时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代表中国提出，中国的发展要惠及亚洲国家。此前中国已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在安全领域，中国主张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探讨建立亚洲执法安全合作论坛、亚洲安全应急中心，开展执法安全合作（譬如可借鉴湄公河流域执法合作经验），应对突发安全事件（如马航 MH370航班失联事件等）。此外，中方还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一系列主张和倡议，是中国作为亚信2014年-2016年轮值主席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应有贡献。

　　亚洲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安全乃至政治发展方面差别巨大，诉求和关切则高度一致。亚洲需要自己的对话机制和平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在此时倡导新的亚洲安全观，主张逐步建立新的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可谓正逢其时。

　　中国提出上述主张的基础，无疑是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变化，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利益范围的扩大。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秩序，但也不再会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瞻前顾后、三缄其口。

　　中国的主张可谓是经济发展与安全并重。这是因为中国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与安全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建设一路一带，加强互联互通，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等建议，无疑是来自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安全领域合作的“虚”（譬如安全合作论坛）与“实”（譬如执法安全合作、亚洲安全应急中心）与平台建设，则是未来建设常设机制和机构的探索和试验。而文明对话更是促进亚洲国家人民、宗教之间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经济、安全与文化三位一体，多管齐下，可以构成亚洲安全机制的基石。

　　中国的主张和目标是亚洲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应对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无意单独为亚洲提供公共产品，因为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能力，更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时代潮流是亚洲事务要由亚洲人自己主导，不是建立排他性的、针对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军事政治联盟，而是广泛的对话与合作。亚洲的公共产品只能由亚洲国家通力协作共同提供。

　　未来亚洲安全合作展望

　　习近平的亚洲安全观对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而关系到实现亚洲的全面繁荣、合作与发展的前景。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处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期，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亚洲安全观提出的时机与中国自身的变化趋势相契合，是中国应世界和亚洲大格局的调整与变革而提早布篇谋局。

　　如何通过不懈努力，将亚洲安全观落实在一系列常设机制和平台，使之成为安全合作的有效工具，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和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复杂性。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区域大国，正在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区域大国，从区域大国到全球大国迈进。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型国家。184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中国案例在亚洲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而中国文明能否有新发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从当前来看，中国主动下调经济增速，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正。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中国经济的体量，中国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无疑为亚洲经济体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

　　其次是世界发展的复杂性，这里既有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崛起等因素。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和转换是否平稳，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是亚洲国家内部发展水平千差万别，诉求也是千差万别。一些新独立国家万分珍惜自己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合作当中对涉及主权的问题十分敏感。这意味着在维护亚洲安全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到这些伙伴的关切，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第四是目标设定，也就是亚洲安全领域的议程设定。结合近年来中国一系列倡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运行的经验，可以得出结论是，亚洲地区未来全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必然不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国主导，而应以协商一致原则为根本，务必使所有参与者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尤其是小国的诉求与关切必须得到较为恰当的安排。

　　相信亚洲在安全合作方面有能力建设一个个平等合作、排除特殊优先责任和双重标准的平台。而中国与亚洲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有可能成为新架构的基础政治原则。相信亚洲智慧应该能够使我们建立起适合本地区特点、行之有效的平台，使亚洲未来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造福亚洲人民和世界。

　　（薛福岐，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亚洲安全”新理念凝聚广泛共识

　　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在此次峰会前，中国的老百姓听说过亚信这个组织的，大概并不多。但两天的峰会下来，47个成员国、观察国以及国际组织高层聚首申城，千余名记者报名采访，亚信的知名度瞬间深入到了街头巷尾。

　　亚信目前拥有26个成员国，涵盖从印度到韩国，从阿塞拜疆到柬埔寨，从阿联酋到泰国，甚至还包括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的死对头，以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全球性安全焦点国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于是产生：把这些制度、文化迥异的国家串在一起的红线是什么？答案一是地理位置：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亚信成员国涵盖了亚洲90%的面积和35亿人口。这是一个“大亚洲”概念，因为成员国也包括了埃及和土耳其这样的跨地域的桥梁性国家。答案二是理念：亚信强调平等协调的安全观，拒绝单方面、你死我活的零和式安全观。

　　应该讲，正是这个“亚洲安全”理念，构成了亚信的基石。放眼全球，我们的世界不仅不太平，而且有越来越不太平的倾向。怎样构建安全体系，实现持久和平？国际社会发出的声音虽然纷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打”出安全还是“谈”出安全。从科索沃到伊拉克，从阿富汗到利比亚，从叙利亚到乌克兰，近二十年来西方世界以干涉为核心，以武力和制裁为手段的“硬安全”观，可以说横行全球。但效果如何呢？面对一个个烂摊子，当初信誓旦旦，以维护安全为口号挑事的相关大国可以耸耸肩走掉，而当地的人民却要为残酷的现实买单。这样的例子，已经不是一而再，甚至不是再而三了。硬安全观交出的成绩单，乏善可陈。况且西方国家真的可以全身而退吗？恐怕没那么简单。他们需要面对的后果，一是庞大的财政负担，二是国际国内愈来愈响亮的质疑声。对此难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出了形象的比喻：“吹灭别人的灯，烧掉自己的胡子。”“我赢你输”的胁迫式、零和式安全观，并没有造就任何一个赢者，而是满盘皆输。

　　从这个意义上讲，亚信的上海峰会，为安全观开了一扇新的窗。安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求同存异。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在推行其硬安全观的时候，往往以“国际社会”自居，动辄“国际共识”云云，西方俨然成了全球良心的代言人。把西方观等同于全球共识，是外交上的偷换概念。而当安全的创造及维护会伤及自己的私利时，西方国家，无论政府还是民众，也并不真的大方无私。以叙利亚和乌克兰为例，西方国家愈来愈显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倾向。

　　亚信的价值，就在于把国际社会安全观的“异”大大方方摆在台面上，礼貌而明确地向相关国家表明：不要忘了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不承认西方自封的道德高地，也不认同其大棒挥舞、制裁相逼的恐吓式安全。亚信的召开，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表明话语权的麦克风。亚信发出的这个信号，相关方已经明确接收到了。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两国的主流媒体，并没有过多关注亚信的具体会议流程，而是对亚信会员国的组成，以及会外举行的中国和俄罗斯、伊朗等国的首脑会谈，给予了相当的报道，强调这是一次“去西方”、“去美国”的聚会。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哪怕带些酸气，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撑起世界和平，需要东方这半边天。只要秉承依托亚洲、坚持对话和尊重包容的原则，亚信的路会越走越宽。

　　（孙 晶，作者为丹佛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

命运共同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元素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这是继2013年10月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后，再一次重申“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随着时间推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中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中的内容越来越充实，但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面临一定的现实困难和挑战。如何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成为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议题。　　

　　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外交的手段，也是重要目标

　　中国与周边国家试图建设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相互提供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关系，同时，它更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在命运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目标、一致的理念和相通的情感。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以及国家利益具有可变性，从长期角度，对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感，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所有成员共同进行精心的耕耘和培育。

　　从性质上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成员国之间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但它不是一般的合作关系，不是生意性质的合作关系，而是朋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从国与国合作的角度，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它在政策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成员国不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环境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不把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

　　从功能上说，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它有助于把相关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经济危机、外部安全压力、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共同威胁与挑战等问题时，能够提供更可靠和更有效的相互支持。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和帮助，在平时也能在国际层面相互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积极作用。通过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把我们长期执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推向更高水平。

　　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手段，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手段，它有助于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水平。作为目标，命运共同体与本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高度契合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积极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本身说明了中国试图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说明了中国对地区与国际事务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效，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共同推进。

　　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每一步都十分不易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会一帆风顺。

　　命运共同体有多方面的深厚内容，从建设的过程来说，第一步可能是通过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建设比较深入和完善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建设安全共同体，然后才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成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建设的过程中，每一步推进都十分不易。同时，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不会自动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十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多次质的提升过程，这需要相关各国政府共同努力推进。

　　从建设的策略上来说，我们需要从以下一些方面做出努力：

　　增强共识，在本地区凝聚起支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定力量。中国与周边国家一道，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顶层设计，使之获得持久的推动力。在政府、社会、个体等不同层面，形成立体多元，地域范围广泛，时间上可以持久的支持力量，使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即使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也能保持内在的生命力，而不是昙花一现，或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要求同存异、顾全大局、宽仁相待、包容融合。命运共同体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理范围的广泛性，即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真正建成了命运共同体，它们之间也不会没有问题和矛盾，甚至会存在一些较为深刻的问题和矛盾，更不用说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了。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有不破不立的思路。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态度体现在，当出现问题和矛盾时，各方表现出较为高度的宽容、理解和克制，而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矛盾，或者轻易地激化已有的矛盾。

　　从长远的视野出发，要坚持互利互惠、共同安全，不断深化和拓展合作的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都需要经常转换视角，更多地考虑和照顾对方的关切和感受。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度展现各方的善意，用善意回馈对方的善意，而不是经常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的动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回应。

　　通过一些可见的成果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种富有远见的顶层设计，但它真正要取得成效，还要靠一件事一件事的落实来体现。它的成功，可说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命运共同体在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不同领域的困难会在不同的时候出现。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啃一些硬骨头。但是，有很多硬骨头一时半会啃不动。在这样的情况下，需掌握好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节奏。既不能太急于求成，也不能轻易松劲。相关国家需总体上保持地区合作向前发展的态势，努力用一个阶段的成功推动下一个阶段的成功，为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打开战略空间。

　　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远大的理想，它的成功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民共同进行长期和辛勤的耕耘。在这样的耕耘之下，它也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周方银，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警惕两种形式的“颠覆性错误”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013年10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上强调。

　　“第一位”的根本性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什么是当前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是如何认识和阐述这一问题的。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这些重要讲话精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习近平的思想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前中国“第一位”和“根本性”的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则是全面深化改革。在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凝聚社会共识，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在2013年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正是在介绍中国正在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时，谈到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选择这一时点，意味深长。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必须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信心动摇，甚至放弃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5年取得的进展将可能前功尽弃。所以，当前中国的“根本性问题”说到底就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因为“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也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全面深化改革，警惕两种形式的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再次阐述了这一“底线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

　　那么，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上，我们要警惕和防止什么样的“颠覆性错误”呢？

　　我们首先需要警惕和防止的颠覆性错误是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思潮。这种极“左”错误思潮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从来没有销声匿迹过，并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又趋于活跃。他们无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意曲解和放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指责“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现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主要特征来说，实际是走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邪路”。他们甚至全面否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的错误路线”，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是“使国家和民族走向毁灭的绝路”。他们主张要彻底改弦更张，“再来一次全面拨乱反正”，实际就是要彻底颠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让中国重新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

　　另一种必须警惕和防止的颠覆性错误是背离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颠覆性错误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企图改变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们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要求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政治上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化上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是要使中国的改革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种情况是打着“改革”和“中国特色”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罔顾国家民族大义，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而当改革危及到他们的自身利益时，他们又极力阻碍改革的深化和改革共识的形成，他们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的宗旨，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背离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方向，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意基础，是危害性更大的另一种形式的“颠覆性错误”。

　　八届三中全会：党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的重大教训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过颠覆性的错误，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教训。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曾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了正确的分析，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八大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条正确的路线并没有能够得到坚持，一年以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随即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此后，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上愈行愈远，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而彻底颠覆了党的八大制定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路线，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类似的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亦不鲜见，最深刻的当数前苏联在改革的进程中，动摇和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最终导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整个东欧遭遇失败。可见，在根本性问题上一旦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和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上，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特别是要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只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各种颠覆性错误影响中国改革的进程。

　　（宋 俭，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

网络安全战略意义及新趋势

　　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影响深远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第一次提出当网络受到攻击以后可以用军事手段进行反击，这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当时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一个高层专家座谈会，组织专家们讨论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近期发生的“乌克兰事件”也给我们带来很大震撼，突然发生的政治更迭因为网络的作用而变得异常快速，一夜之间时局大变。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搞不好甚至会影响到国家政权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国家层面上，我们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成立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它与我们过去一直所说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有了重要区别：这次设立的小组层级更高，上升到了中央。“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这是把整个网络安全和相关的内容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安全以及整个信息化融为一体来考虑。习近平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在过去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面曾经有一个网络安全协调小组，这次中央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把网络安全上升到了和国家信息化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个小组成立以后，最关键要为建立网络强国服务，为国家信息化全局战略服务。它不仅仅是议事协调机构，也会支持重大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我认为这个小组的建立属于最高层组织结构的调整和设置，将会深入影响未来中国的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面临的挑战

　　从全球范围来看，信息化、网络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渗透、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强大动力。中央对这一点已经有充分认识，习近平讲到：“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谁掌握了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谁掌握了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谁就抢占了发展的先机。

　　在这个全球信息化、网络化发展大背景下，中国信息化网络化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我们首先看挑战。

　　第一，中国信息化排名越来越下降。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中国2008年信息化水平在国际排名中位于第75位，相比2007年下降6位。自2008年以来这个下降趋势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在持续下降。我国信息化排名下降原因之一，就是信息化管理比较混乱，国家对信息化领导也很薄弱，信息化资金投入缺乏有效管理。具体表现为：管理机构缺乏权威，难以决策；协调机制不力；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严重，综合效益下降。所以，习总书记强调，“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要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网络与信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网络与信息安全既包含网络内容安全，还包括技术安全、管理安全、信息安全。如何看待网络安全问题，我认为这次习总书记的讲话就做了很精准的判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第三，核心技术受制于别人。我认为这是目前在整个国家信息化战略和网络化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未来中国建设网络强国，首先网络要安全。从国家层面来说主要是制定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战略，在国际上需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注重自主可控技术的研发，在国际上打破美国对整个网络的话语霸权。习总书记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这个我非常认同。互联网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网络大国，很多游戏规则都是它制定，虽然很多国家都想打破，但还是比较艰难的。要想拥有话语权，首先要做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而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不能自主可控，很多行业借助美国的操作系统开发。底层技术没有安全保障，上面开发应用出来的东西自然谈不上有安全保障。2013年美国斯诺登事件，震撼了整个中国高层，我们才清晰地看到核心技术受制于别人之后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早日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个问题具有紧迫性、重要性。

　　未来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的重点领域及趋势

　　从习总书记讲话可以看到，在中国未来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的重点领域，我们将采取系列重大举措。

　　在信息技术领域，实行自主创新战略，组织国家力量，包括通过运用市场化手段，打中国信息技术翻身仗。习总书记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目前中国的操作系统几乎都由苹果、安卓、微软垄断，这三大操作系统几乎控制了中国所有的移动终端和台式电脑。我们如果在这方面不能搞出自己的操作系统，我想这个安全就没有保障。

　　在网络安全领域，要通过发展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技术，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在信息化的基础设施领域，总书记讲，“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我想主要是推进宽带战略，发展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要想从网络大国走向强国，就必须占领基础设施方面的制高点，在网络控制国际战略方面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未来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应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信息技术方面，要大力实施国产化战略。从企业层面来说关键是国家政策要对路，要鼓励企业创新。总书记讲话中也提到，“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让他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国家通过政策的引领，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实行配置资源，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国有非常大的信息化需求，每年国家财政的投入资金非常大，但是我们很少培养出像华为、中兴这样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我认为，从实施国产化战略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通过政府采购来培植中国大企业。国内现在虽然有了一些有名企业，但是还不够大，不够强。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一些企业真正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力，是我们在政策方面要去考虑的。

　　第二，网络内容安全方面，要有法律规范，还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网民的社会责任感。习总书记强调：“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建立网络管理队伍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首先要有法治，要通过立法，通过法律来规范，这才是最根本的。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规范法律框架，光靠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另外，要制定提升网民素质战略，这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对社会个人的要求，是非常紧迫的。

　　（汪玉凯，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增多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升级，进入常态化反恐的深水区，这也是中国发展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恐问题，4月25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讨论了反恐问题，习主席还就反恐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中国最高决策层已充分认识这场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并将反恐上升到关系人民安全、国家稳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高度，全国上下对此已有充分共识，并作好相应的斗争准备。谁搞恐怖活动，谁支持恐怖活动，就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就是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

　　中央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十分清楚。中国面临的恐怖风险上升，是在国际安全环境大气候变化下发生的，要准确判断目前所处的反恐环境，就有必要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对比新疆暴恐分裂活动的历史周期，可以发现目前这场斗争的严峻性。20世纪30、40年代，以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都经历了恐怖活动高发的阶段，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活动，也大致符合这一周期，并且也有此国际背景。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地区乱局产生的恐怖祸水冲击新疆，发生了一系列恶性暴力恐怖案件。目前，美国正加紧从阿富汗撤军，盘踞南亚的国际恐怖势力也出现异动，“外溢”威胁加大。特别是中东北非动乱以来，新一波跨国恐怖活动正在加速形成，叙利亚已成为多国暴恐分子的实战训练场所，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可以说，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又到了一个类似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新关口中，目前中国恐怖威胁上升有明显的国际背景。

　　如果再考虑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美国及西方所持的反恐双重标，更不难理解中国进入常态化反恐深水区的意涵了。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和海外利益增多，且又多集中于高危动荡地带，更要加倍警惕此轮风险。其实，用砍刀棍棒搞恐怖袭击，其影响并不亚于“9·11”式的飞机撞击，同样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大幅增加政府的反恐安保成本，冲击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同样是与全体人民作对的恐怖公敌。

　　恐怖威胁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密不可分

　　习总书记提出，“要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 。这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暴恐活动的目的是搞民族分裂，而又常用宗教极端主义来洗脑和动员，以掩饰其搞分裂的本质。

　　中国面临的新一轮“东突”恐怖威胁，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密不可分。一方面，长期在境外活动的“东突”暴恐分子是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分裂活动的武装恐怖团伙，有长期在境外活动的历史基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即“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就长期盘踞南亚，并与“基地”组织密切勾结，而且还与当地极端宗教势力和黑恶犯罪势力勾结。另一方面，境内的暴恐分子或多或少受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遥控和影响，不仅境外东突恐怖势力派人向境内渗透，一些暴恐分子有境外受训的背景，而且境内外的暴恐人员联系还体现在网络联系和外逃参战方面，境内的恐怖分子从境外发布的宣扬极端主义和暴恐战术的视频中有组织学习和运用，恐怖威胁日益加大。事实上，诞生在新疆的多个“东突”恐怖组织早已经将组织核心转移到境外，通过人员渗透和远程指挥等形式，在中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4月30日新疆乌鲁木齐案就是如此。

　　“东突”恐怖活动与新疆分裂活动密不可分。无论是“世维会”等长期在境外政治活动、争取外国支持谋求新疆分裂的文派，还是“东伊运”等大搞暴力恐怖活动和极端宗教活动的武派，其最终目的都是分裂新疆和分裂祖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分裂活动和支持分裂的幕后势力都是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更是明目张胆挑战这一核心利益，当然需要用重拳回击。

　　美国和一些国家通过政府或非政府形式，收留和支持“东突”政治势力，不断以“民族问题”或“人权问题”为新疆分裂势力撑腰，在中国看来就是不给面子和公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这种做法虽然不等同于支持“东突”恐怖活动，但却给“东突”恐怖势力提供间接鼓励，一定程度上纵容和默许了“东突”在中国境内搞恐怖破坏。更何况，美国等一些国家还在中国境内发生恐怖袭击后支支吾吾，多数情况下置疑案件的恐怖性质，担心中国政府是不是会利用反恐破坏人权等问题。

　　因此，反恐与治疆密不可分。习总书记到新疆考察工作，显示出他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视和对新疆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在新疆考察期间，总书记提出了“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新疆未来”，“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发展仍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关键”等重要论述，都是着眼于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重要论述。

　　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日趋艰巨复杂，是一场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的长期任务。在全面加强对暴恐分子严打高压的同时，迫切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识，紧密依靠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傅小强，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当前恐怖活动新特点新动向

　　一年多来，我国的暴力恐怖活动规模和频度都明显增加，尽管也有一些具体原因，但总体来讲，它是国际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加强活动的一个表现。根据美国国务院近期发布的《2013年度反恐国别报告》， 2013年全球恐怖威胁发展迅猛，恐怖袭击事件较2012年增加了近一半，全世界大约发生了9707起恐怖袭击，造成17800人死亡。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在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时要想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

　　当前我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特点

　　一年多来，我国的恐怖主义活动表现出了如下的特点：

　　规模和频度明显增加。这里所说的规模，主要是指恐怖分子参与的人数、制造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活动地域的大小。

　　恐怖活动表现出从新疆扩大到疆外的趋势。如2013年10月28日北京金水桥事件，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等。

　　作案方式出现一些变化。如，使用自杀式爆炸的频度增加；不乘用公共交通工具，而采取自驾车跨地区活动等。

　　对同一地点重复攻击。典型案例是，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在2013年3月23日受到攻击，目标是镇政府，8个月之后，11月16日，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又遭到攻击，两处地点相距仅100余米。同一地点在短时间内被重复攻击，尚属首次。

　　恐怖活动的政治目的更加明显。金水桥事件，色力布亚镇事件，鄯善鲁克沁镇事件等突出显示了这一特征。

　　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增加。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特征是教派认同很强，而民族、国家、地域认同较差，思想和行为强烈排他。去年造成人员伤亡最大的两起事件是色力布亚镇第一次被袭击和鲁克沁镇被袭击，在这两次袭击中，伤亡最多的是维族群众和干警，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特点。

　　与境外联系增加。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信息技术直接从国外获取从事极端-恐怖活动的宣传品、教材，用作自身意识形态宣传和行动的资源；第二，与境外同类人员的直接交流。已发现多名在境外参加过极端-恐怖活动的人员回到国内。

　　宗教极端、民族极端、分裂主义三股势力越来越多地融为一体，成为极端-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国内恐怖活动规模和频度增加的原因

　　一年多来国内恐怖活动规模和频度的增加，有国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其中，国际环境中一些因素直接刺激了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这些因素是：

　　政治伊斯兰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迅速扩大，国际恐怖势力的蔓延。“阿拉伯之春”以来，西亚、北非地区政治伊斯兰非常活跃，各种派别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团体更如潮水般涌来。北非、西亚、中亚等地区的恐怖活动迅速增加。

　　中东地区的内战。叙利亚、南苏丹、利比亚、马里等国的内战一直没有停息，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其它国家的武装分子参与。历史表明，伊斯兰地区的战争都会留下恐怖势力这个特殊“遗产”，而这种“遗产”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增加了事发国暴力-恐怖势力的外溢效应。

　　埃及、也门、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政局不稳。这些国家一直是伊斯兰教派斗争、宗教势力与政府矛盾冲突严重的地方。政局动荡使经济衰退，民生艰难，扩大了极端-恐怖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致使许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加入其间，增加了极端-恐怖势力的后备力量，并使其不断向境外扩大。

　　暴力分裂主义的活动日趋活跃。多年来，穆斯林地区暴力分裂活动一直十分猖獗，并且有了成功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科索沃，在它之后是苏丹的分裂。穆斯林国家或地区的武装分裂，不管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如车臣），对于新疆的暴力恐怖势力都是精神上的鼓励。

　　另外还要看到，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代世界，国内恐怖势力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各类用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扩散以及恐怖活动的信息和技术。对此，各国政府都以各种方式加以防范，包括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但很难将其彻底抑制。

　　国际因素之外，一些国内因素，如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不公平感和挫折感、语言障碍导致的沟通障碍，以及极端宗教宣传产生的认知失调等，也是恐怖活动增强的原因，需要我们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

　　当前反恐斗争需做的重点工作

　　我国恐怖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分裂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已合为一体，但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打击的重点也应有所差别。根据我国反恐斗争的形势需要，应该抓紧下面几项工作：

　　第一，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前我国恐怖活动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应该成为首要任务。其中的核心，是培训去极端化的队伍和找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替代物。只有做好这两项工作，才会取得成绩。

　　第二，尽快颁布《反恐法》。反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有持续而稳定的法律支撑。不谈别的，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中，只有中国还未颁布《反恐法》，这已影响到上合组织的反恐合作。仅从这一点考虑，《反恐法》就应尽快出台。

　　第三，在当前的反恐斗争中，我们不缺队伍，也不缺手段，但是缺情报。掌握了情报，就掌握了主动。为此，要抓好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员、技术、信息、资料等。

　　第四，扩大和加强反恐国际合作。如前所说，西亚、北非地区已经成为世界恐怖活动的高发区，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中国，而我们与这个地区的反恐合作以前并不多，在此情况下，加强与西亚、北非国家的反恐合作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反恐不仅是政府和强力部门的事，它需要各民族群众的参与。如果各族群众都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害，积极抵制极端主义的侵蚀，识别可能的恐怖活动，帮助政府获取有用的信息，在恐怖事件发生时冷静应对，配合强力部门的工作，这样就会大大降低恐怖事件造成的危害，甚至可以事先制止恐怖事件的发生。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努力。

　　（杨 恕，作者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