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近日，网传“中国人民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引发关注。8日，记者就网传信息进行了求证，从多个权威信源和知情人处得到证实。

多位知情人表示，对于“中国人民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一事，校方领导层已形成共识并做出决定。该决定符合我国教育发展方向，也将成为趋势。

其中，该校一有关领导透露，中国人民大学确已决定不再参加国际排名。而另一知情人表示，中国的知识体系已发展了数千年，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丰富、最深厚的知识体系，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传统，创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维护中国教育主权和文化主权，“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退出所谓的‘国际大学排名’，反映了中国大学、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勇气”。

记者注意到，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有消息称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也已陆续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就在4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南京大学校方明确，在《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而兰州大学一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该校未参加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之前泰晤士曾专门联系学校，最终决定不参加。QS之前联系学校时，报过一年数据，后来应该没有再跟进。”

如何走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对此，熊丙奇认为，要办成有特色的大学，首先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给大学更大的办学空间，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提的。熊丙奇说，当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缺失，包括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模式上存在很雷同的现象。但如果所有大学都是千校一面，就无法办出有个性的大学，更无法在国际竞争环境中获得竞争力地位，因此近几年国家一直强调教育要推进“放管服”改革，给学校更大的设置专业、课程的自主权，这非常重要。

熊丙奇分析，目前看来，我国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存在着“拍脑袋”决策的问题。比如开设专业一哄而上，盲目追逐所谓热门，热门随后变成冷门，以及不少大学排行榜的排名提升其实是靠数量取胜，而数量的背后则产生两大问题，一是急功近利追求论文发表；二是出现大量垃圾论文，甚至学术不端、学术抄袭问题。因此，我国大学要进行现代治理，改革评价体系，要强化专业评价、质量评价，而非数量评价、行政评价，高等学院评价改革也要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

此外，熊丙奇指出，不管什么大学首先要以人才培养为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而现在国内一些大学未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排名靠前的大学靠论文发表提升，而存在着重学术研究、轻人才培养、办学空心化问题。比如有些地方本科院校围绕考研办学，不能给学生完整的教育，更谈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要办一流大学，首先是要培养一流人才，偏离了人才培养无法办出有特色的大学，也办不出高质量的学校。“我们现在要办自己的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就要真正解决现在制约我们办出这种大学的关键因素。”

南京大学明确拒绝国际排名，学者详解国际排名为何不再受推崇

南京大学此前明确表示拒绝国际排名，消息公布之后引发了国内高教界、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在4月15日公布的《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南大校方表示，在《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事实上，南京大学是国内首个引入“洋指标”的“吃螃蟹者”。上世纪90年代，该校最早引入SCI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次数等，并将其作为重要评估指标。

根据《中国科学报》盘点，目前，涉及高教领域的排行榜有十余个，主要的国际排行榜有四个，分别是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泰晤士）、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QS）、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U.S.News）、中国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下简称软科）。

此外，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排名也很有影响力。其中，泰晤士、QS、U.S.News等需要高校报名并提供数据。

记者注意到，4月25日，《光明日报》就刊发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教授谢波的文章认为，客观地说，对于高校来讲，虽然国际排名的热度和“信度”不复从前，但决定“去排名”仍需要很大的勇气与策略支撑。而且，排名也并不是说想去即去，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与挑战。因为，“排名思维”已根深蒂固，短期内惯性仍存。大学国际排名的影响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大学，“去排名”的短期阵痛巨大，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危险期”。

国际排名榜从被趋之若鹜到不再被推崇，何以发生？谢波在文章中认为，国际排名的评价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拿传播较广的几大机构排名来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占比高达40%；软科排名相对更注重学校教师的科研情况，如获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等的教师数量；泰晤士排名的参考指标中，则教学、研究、论文引用三项权重最高，占比均为30%；US News美国综合大学排名的主要评估指标中，权重最高的是声誉部分。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一些高校往往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排名“战绩”进行宣传，“不遗余力”地扬长避短。

4月26日出版的《中国科学报》也在4版刊文《不看“洋指标” 中国大学会否迎来“退榜潮”》。文章例举了一些“洋指标”给国内高教界带来的乱象。

文章披露，在“任何排名中都能够名列前茅，就代表学校质量高”的逻辑裹挟下，一些国内高校靠排行榜成为了高校发展的样板。甚至有高校考核二级学院院长，将学科国际排名作为重要标准之一，“不达预期就地免职”。

相比于造假、买榜等不正当行为，国际排行榜更大的杀伤力在于，高校按国际排名指导办学。我国某高校新闻专业创办尚未满10年，按照泰晤士、QS的排名体系，就已经排在世界前50名，远超国内老牌新闻院校。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国际排行榜大都偏重理工科。对于我国两类高校并不‘不友好’，一是以文科为主打的高校，二是行业院校。” 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川告诉《中国科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评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以文科为例指出，曾有学者研究中国作者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最后发现这类论文的学术含量普遍不高，翻译成中文基本上不够国内期刊发表水平。这让高校更加看不到文科专业国际排名的希望，也成为近年来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大量裁撤的原因之一。

“由此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大学的社会引领能力大大弱化，大学已很难站在道德高度引领社会、批判社会；二是大学立德树人能力大大弱化，诸多大学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德育普遍边缘化。大学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评价体系均不能支撑大学德育。”周光礼遗憾地说。

拒绝国际排名后，拿什么评价一所高校办学的优劣？公众又该如何建立对高校的认知？

谢波教授在《光明日报》文章中认为，大学要破除固有的排名思维。大学可以被评价，但大学不该被排名。大学一旦参与排名，会导致攀比甚至产生“唯排名”现象，而这又会关联到基础教育阶段，对整个教育生态都非常不利。大学要回归其最重要的价值——育人。因此，大学评价体系也应该以育人效果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大学发展的重点也应该放在培养人才上，而不是其他任何方面。只有在育人方面实现和创造价值的大学，才可能是一所好大学。

谢波认为，当然，大学淡化国际排名，不能只靠大学自身，同样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的力量。后者有必要联合其他职能部门，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学评价体系，进而建立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评价体系。

在中国人民大学评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看来，评估由外部转向内部，将是高校评价的未来趋势。基于“自我问责”的学科国际评估将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评估形式。学科国际评估可以分为两部分——文献计量的评估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性的同行评估可以邀请国际上若干名该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考察团，让他们在考察中发现问题形成报告。

“只有经由这种以‘找问题、做诊断、促发展’为特点的外部评估，高校才会主动暴露缺点，这才是更有价值的评估。”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学科外部评估，上述学科国际评估也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部分学科有所尝试。

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川提醒道，自我评估不应沿袭排名的思路，否则无异于强化排名。“最关键的是，要按大学的目的、使命、职责进行评估，内部评估并非什么都可一评了之。以教学评估为例，教学态度、教学投入度就很难用具体的指标来评估，而需要教师个人的教育良心来作保障。一旦把这些不能简单评估的东西指标化，内部评估就有捆绑到排名上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