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武汉市武钢集团的四位职工打算一起寻觅养老的去处。他们找到离市区一个半小时的汉子山村，租下一间80年代建的屋子，租期十年，每年2000元。
他们曾是一共打猎的默契好友，只凭头灯的方向和闪烁时长，就能了解彼此的行动方向。打猎时，他们共享着“上山下乡”的回忆，并讨论在退休后重返团结活泼的集体生活。
于是，他们分别花了十来万和两三年的空闲时间装修。直到入住，他们才发现自己割舍不下重病的父母或幼年的孙辈。另外，饭菜的咸淡、卫生间的使用时长也让他们心里生出芥蒂。
后来，村里陆续来了三十户养老家庭，他们在互助与自由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汉子山村。 图/九派新闻记者 覃钰钰
【1】寻找桃花源
2011年，谌鄂湘一行人到来时，几乎为眼前的环境吓一跳：这座建于八十年代的老屋实在太破了，杂草丛生，木质的房顶都快塌了。被租下前，一边住人，一边住羊，屋里都是粪便味。
好在背靠道观河景区，空气清新，水质干净。老屋所在地密林环绕，面对池塘，最重要的是与其余农家有一定间隔，算得上一个独立的平台——无论如何喝酒谈天，不会影响他人。
谌鄂湘、芦师傅、喻师傅和邓师傅是武钢的同事，也是多年猎友，禁枪后仍步履不停，去登山，去徒步，在村民家给钱给物住一晚，在各地建立起“根据地”。
时过境迁，根据地的朋友们老的老，死的死，再去时都是后辈接待。他们虽热情，猎人们却感到有一条无形的代沟。他们要找寻一个自己的根据地。位于汉子山村吴家湾一号的就这样被发现。吴家湾一号位于新洲区汉子山村，距离武汉市区69公里，车程一个半小时。
租下这样破旧的地方，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但当时，也只有这样没人住的老房子才会被出租。这群常在户外的武钢退休职工也相信，凭兄弟们的力气能把这里弄好。
他们先请房东把东西统统扔出去，该扔的扔，该烧的烧。把虫一消，把农药一打，再放个鞭炮，“不是说迷信、怕鬼，我们是晓得鞭炮有一个杀虫杀菌的作用。”
开辟空地、修理杂草、开路修路、房子吊顶、铺水泥刷墙……他们还建了马棚、鸽子笼。前前后后弄了两年多，花了十多万，“吴家湾一号”建好了。“不觉得累，反倒觉得好玩。”这是谌湘鄂最初的感受。
他们把这当成“农家乐”式的根据地，捕鱼种菜，真正实现了海子笔下的生活，“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时的媒体报道，形容他们是“自建了‘山中别墅’，背山面湖，他们准备在此养老，归隐田园。”
后来，四个人里，喻师傅想要一个自己的家，于是在更深的山里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邓师傅因为年纪小，想发展一些产业，也分开了。山居里常住的，就只剩下谌鄂湘和芦师傅，更多时间只有谌鄂湘一人住着。
吴家湾一号。图/九派新闻记者 覃钰钰
【2】羁绊
芦师傅先是担负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退休那年，他的母亲去世，父亲又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那时弟弟妹妹还没退休，照顾老人的担子自然落在他肩上。
这意味着许多琐碎的事：吃饭喝水、无法控制的大小便……最重要的，还要看着别让父亲走丢。但父亲还是走丢了几次，多数是被熟人送回来，还有几次，好心人看到张贴的告示来联系家属。
生命末期，父亲清醒的时间愈加少了，他不认识其他人，却能偶尔认出芦师傅，因为他照顾父亲的时间最长。
后来，父亲离开了，又因为儿媳身体不好，他帮衬着送孙子上学。一送好几年。
这样算起来，他每年上山的全部时间就两个月。
芦师傅制定了新的计划：孙子现在12岁，他等待孙子长大，回到山上住。而眼下要紧的是照顾妻子，妻子感染了新冠病毒，还没康复。他对妻子的爱体现在方方面面。例如打电话时，他提出先挂掉，因为“屋里婆婆（老伴）等着我熬药。”
村干部刘育春见多了和芦师傅境遇相似的人。他说，汉子山村分散住着大约50户来养老的人家，长住的约10来户，剩下的在城里有各种负担，只在周末、放假时来聚聚。
记者到访的那天，碰上吴工来看房。
他在环保局的环境监测站工作，长年跟各种质量的水源打交道，因此，他对生活环境要求很高，喜欢喝矿泉水，吃当季蔬菜。现在，他快60岁了，头发已花白，但面色红润，身体板板正正的。得知汉子山村供水来自道观河，水质干净，他带了八个水桶接水，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
吴工看了套二层小楼。墙面粉刷一新，梁柱刷成了显眼的大红色，屋子里散落着沙发、席梦思和自动麻将桌，阳台面对着池塘，远山如黛。原本，这套房子被四个好友盘下，准备养老。后来，其中一位要照看家人来不了，其他几位也都不来了，房子就闲置下来。
汉子山村的统计报表曾显示，汉子山村一共有824人222户，其中空置房屋就有一百多套。
为解决这个难题，2017年武汉市启动了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三乡工程”，通过一揽子激励政策和便民措施，吸引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向乡村回流。2017年夏天，武汉市农委还组织了一个千人级的下乡看房微信群，从中抽取40人乘坐旅游大巴来到村里看房。
这些活动为村子带来了名气，也让谌鄂湘的养老山居成了个类似“农家乐”的场所。每个周末，朋友来，朋友的朋友也来，最多的一次来了近两百人。他把门板都卸下来当桌子都不够，好多人只能到村里的“汉子山庄”吃住。
谌湘鄂和吴工在吴家湾一号。 图/九派新闻记者 覃钰钰
【3】摩擦
“以前大家做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当然都是乐呵呵的。但等真正生活在一起了，还是会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产生矛盾。”在过去的一篇报道里，谌鄂湘这样说。
他们都是知青，年轻时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退休后也想重返这样同吃同住，互相帮助的生活。何况有二十来年的交情。
谌太太描述了这样的画面：禁枪前的每个周五下班后，哥几个带着枪，从武汉市区开着车驶向周边山林，在黄陂、红安、孝感等地都留下痕迹。
直到禁枪二十多年后的现在，谌鄂湘已年过七十，交通工具从小车换成了三轮车，当他行驶时，余光仍能捕捉到路边草丛里那毛色暗淡的、不易被察觉的小小野鸡。
打猎，或者说围猎，靠的绝对的默契与配合。头灯的方向与闪烁时长，指示着停与走，往左还是往右，那是足够多的合作后浸润出的了然。
为了展示那代人互相付出的相处方式，谌鄂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和同学们聚会，打车时争着付钱，一个也不退让。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把他们一一送到家，没收钱，他被感动了。
后来在汉子山村租了房子，哥几个身体还好，热血沸腾，常常是边吃饭边分配要干的活，吃完直接手，没一个偷懒的。周末结束时，约定好采购的物资、配件，下次带上来。
“完全一点怨言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友情，谌太太语气里满是骄傲。她比谌鄂湘小四岁，有一张温和的圆脸。年轻时在实验室工作，给她带来身体的略微损伤，也带来爱卫生、爱干净的习惯。
朋友们都知道她爱干净，来家里玩都自带床单被套过夜。汉子山居有个公共洗衣机，谌太太住过来时又买了个，只洗自己和丈夫的贴身衣物。
但集体生活的弊病还是出现了。那时，能够容纳两百人的山居里只有一个厕所，一个浴室。卫生间的使用时长、使用后是否清洁毛发，都是问题。
2017年，邓师傅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2016年之前，自己还在上班，只有周末才上山，“有人擅自做主买了一群羊，买回来又不怎么管，有的死了，有的走丢了……总之，他做主的时候，没做好规划，又不和我们商量。结果，还要大家平摊。”他直言，“虽然曾一起上班，但还是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4】融入
为了融入这个村子，外来人多少都在做贡献。
谌湘鄂夫妇常常邀请村民吃饭，见着谁都能唠上一会儿，人情往来也会随礼。他很是习惯这里的气候，于是学着村民，常年头戴迷彩帽，为的是躲避随时可能存在的飞虫、落叶和蛛网。
谌湘鄂头戴迷彩帽。 图/九派新闻记者 覃钰钰
村民们也热情，给他们送菜。但有时候，一些朋友的朋友过来，未经允许便上手扯摘地里的蔬果，大的扯，没成熟的小果子也扯下来。这自然得罪了村民。后来，村民们私下里的讨论传到谌鄂湘夫妇的耳里，俩人心里不是滋味，“毕竟来找我们的，欠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情啊。”那些朋友被默默拉入黑名单，不再被邀请到山里来。
刘和平一家是2017年来到汉子山村的，和谌鄂湘一家聊得来，走得近。
那年四月，谌湘鄂一天就带了十几波的看房团，不堪重负病倒了。他想到曾经来看房的刘和平，后者是前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华为门诊的中医。
刘和平看来，谌鄂湘的症状是中医里说的“温病发斑”，于是给他扎了一次针，开了三服药，就治好了。谌鄂湘在村里到处说刘和平治好了自己的病，极力邀请他来此养老，还帮他找到了房子。
刘和平也喜欢汉子山村，环境原始，村里也很照顾，“没有什么扯皮的事”。他花了四五十万元，装修了村里一套二层小楼，租期30年。
住下来后，总有人到家里找他看病，影响休息，他便在镇上开了家门诊，每天上午接诊三个半小时，下午休息。
刘和平适应山村生活：在山上采集野生的金银花、看千年的古树，在湖里养鹅、捞鱼，清晨看着小鸡破壳而出……他还是武汉市内有名的赛鸽家，鸽子飞去飞来，飞回他在深山的家里。
至于山上的弊病，刘和平说，一是取快递的地方远，要到另一个镇上。二是冬天的山上会比山下低个三五度，家里每月会耗掉六七百块钱的电费。另外，交通工具非常重要，但不属于每个人。2022年8月搬来的一对夫妇不会开车，要上镇里，只能等刘和平下山的时候搭个便车，一个月也就下山两三次。
【5】续租
起初要租房子，有兄弟建议租二十年。谌湘鄂心想，那时候都八十了，身体搞不赢啊，便先租了十年。
2021年，十年租约到期了，谌湘鄂身体还好，犹豫着要不要租下去。妻子想过真正的退休生活，感受二人世界，去各地旅居，看遍大好河山。
谌湘鄂不肯，他对汉子山村有感情，不愿离开。问题在于是否要租下新的房子。“养老山居”环境虽好，但房子很旧了，十年前吊的顶已经脱落，需要重新修葺和维护。又是一大笔钱。
正决定着要不要续约时，潘老师加入。他们决定再续五年。7月，合同签了，钱也交了，三家人打算过完年整修房屋，把屋子改成三个套间。但没过几个月，潘老师病了，心脏需要搭桥。合租一事不了了之。
若重新修葺，平摊到谌湘鄂和芦师傅身上的费用要一人五六万，只住五年不划算。谌湘鄂两口子干脆在与汉子山村相邻的桐子岗村租了另一间房。既在山里，离镇上又近，开个三轮车六分钟就能到。
不似刚退休时弟兄们自己动手，新房的装修全部外包出去了，“年纪到这里了，没有这个精力了。”
谌湘鄂明显感觉体力大不如从前。以前大夏天，兄弟们穿个裤衩，光着膀子睡在屋外的棚子里，一点问题没有。2018年的纪录片里，他穿个背心，六十多岁了仍然肌肉瞩目，充满活力。可现在走几步路就得喘气了。
刘和平也记得，2017年刚来汉子山村时，谌湘鄂声如洪钟，隔个一百多米都能听到，如今声音随身体逐渐衰弱、萎缩。
不再有体力照顾动物们，谌湘鄂养的羊和鸡，或送掉或吃掉。他只每天开着三轮车，从桐子岗的新家到汉子山上的老屋，打扫屋子，给几只狗喂食。它们未经驯化，野性十足，追着摩托车屁股咬。新家周围都是民房，谌湘鄂不敢把它们带下来。只能连同谌湘鄂本人的时光与野性，一同留在吴家湾一号。
1月初，九派新闻到访时，谌湘鄂夫妇还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门外放着酒精，每日要喷洒消毒好几次。为了避免感染，原本隔三岔五一次的家庭聚会取消了。这对爱热闹的谌湘鄂来说并不容易。
谌太太患上带状疱疹，已经一个多月，还未完全恢复，患处像火烧，像密密麻麻的蚂蚁咬。害怕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她不敢去市里就诊，连镇上的刘和平诊所都不敢去。
看到来访的记者，她从卧室里伸出个头，解释了害怕接触的原因。她的声音甜甜的。然后，她裹紧黑色羽绒服，缩回卧室里。
为了不把可能存在的病毒带进屋子里，谌湘鄂请记者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又拿了个板凳，在两米外坐下。小院面对池塘和山峦，白日高悬，山里很安静，偶有摩托车呼啸而过，狗追着摩托车屁股跑。邻居们挑着菜经过，和谌鄂湘远远地扯着嗓子聊起家常。
关于未来养老的打算，谌湘鄂也说不准，他早就不做过于长远的打算。离老去和死亡的还有距离，他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刘和平要是不在汉子山住了，他也住不下去了。“毕竟医疗资源还是跟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