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再次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他表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于一些无故寻衅、滋事，情节严重的行为，有一定惩戒价值。寻衅滋事罪的种种弊端时刻侵蚀着法律的根基，其模糊性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会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据了解，他的这个呼吁，是从2008年他担任人大代表后，一直呼吁到现在。
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的罪名。我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律师表示，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为此，朱征夫将于今年两会提交《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的提案。
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寻衅滋事罪中对于具体犯罪行为的表述难以准确界定。例如，在公共场所怎样的“追逐、拦截”行为才具有破坏社会秩序的特征？另外，他认为，寻衅滋事罪中“随意”“任意”“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表述过于模糊，而这些又是该罪关键的构成要件。虽然两高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如明确行为人要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等主观动机，但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又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就有人因追讨债务方式过激被判寻衅滋事罪，追讨合法债务是无事生非还是事出有因，主观怎么判断？司法解释仍无法消除该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
此外，寻衅滋事罪与多个刑法法条存在竞合。按2013年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该罪的行为特征，第二条（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①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②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③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④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⑤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⑥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与故意伤害罪（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第三条与侮辱罪、第四条与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第五条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竞合。“一个法条惩治的行为与多个法条存在重叠，有重复立法之嫌。”朱征夫说。
再者，寻衅滋事罪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一方面，某些同样的行为达不到直接惩治该行为的法条的立案标准，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例如，故意伤害致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却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造成财物损失2000元达不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标准（立案标准为5000元），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为2000元）。另一方面，寻衅滋事罪起刑点为五年以下，这也导致了一个不构成刑罚较轻的罪名的行为，却可能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朱征夫说，正如前例，不构成刑罚均为三年以下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却可以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这不仅是立法体系上的一个悖论，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最为重要的是，寻衅滋事罪所打击的危害行为，已有相应法律予以处理，取消该罪不会出现法律的空白。朱征夫表示，该罪表述的多种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规定，例如该法第42条、第43条、第49条，规定了侮辱、威胁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的处罚标准，由此可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还可以施加行政处罚，法律并非听之任之。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并非唯一打击手段。因此，拒绝利用模糊的规定将更多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考量，这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
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稳定，但该罪名的种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模糊性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可能使得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减损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因此，朱征夫建议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