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庄，当地群众每次见到吴金印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记者 史长来 摄

　　“来啦，吴书记，快来家坐！……哎呀，刚才还在念叨您哩，都说俺能住上恁好的别墅，都是托您的福。搁从前啊，俺做梦都不敢想！”

　　“吴书记，又到工地上来了？质量绝对保证，这是为俺自己造地，能不上心？”

　　“今年的收入？中！俺家那个桃园，挣了20多万。”

　　“俺那几个大棚啊，今年种的黄瓜，挣个十四五万没问题。就是您当初说的，比种庄稼强多啦！”

　　“今儿个跑车净挣500多块！俺村上人说啊，车轮一转，一年收入十来万……哈哈，多亏您给俺指了这条路！”

　　“养牛就是中。去年挣了300来万；今年嘛，只会比去年多。要不是您帮俺贷款买小牛、建青贮池，哪有今天？”

　　8月下旬，记者看到，在四合社区，在靳湾村复耕工地，在石屏村外万亩桃园，在代庄村蔬菜基地，在龙山治山治水施工现场，在六庄店村大桥牛业公司……在卫辉市唐庄镇村村寨寨，穿着布鞋、一身农民打扮的吴金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是笑脸相迎。人们大老远地跑着围过来，亲亲热热地跟他打招呼，痛痛快快地与他拉家常。临走，人们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出老远老远。

　　在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老百姓是咱最亲的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就像种子渴望回到土地，他的魂儿离不开土里刨食的农民。他18岁入党，从大队会计、大队长、大队支书，一直当到公社团委书记。他领导着比他大几十岁的人，把家乡董庄大队搞得在全县乃至全地区都很有名。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

　　“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派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两万多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大队干部安排他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晚上住在大队部。到了第三天，吴金印找到靳庄大队支书孔现银：“老孔，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在大队部住，一个人一间房，又卫生又清静，可我总觉着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孔现银有些为难，说：“以前上头来人都在大队部住。咱这里苦寒，哪个人家也没有大队部的条件好，我是怕你……”

　　吴金印说：“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心里想的啥，咱不知道；咱心里有啥想法也不能跟他们交流，两张皮，这会中？活鱼水中游，死鱼水上漂。你替我找个出身好、最困难的人家，我就在那里住。” 最后，选定了全大队最穷的牛德英家。

　　吴金印到牛德英家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午饭。吴金印来到牛德英跟前：“大娘，让我看看你们吃的啥。”牛德英把饭碗往一边扭了扭，吴金印还是看见了，是糠团和野菜。他从牛德英手中端过饭碗喝了一口，那菜汤连盐都没有，又苦又涩。他慢慢品味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吴金印要是不能把群众碗里的糠团变成白面，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干部！那天下午，吴金印向县委写了决心书：“为改变山区面貌，我十年不下山！”

　　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群众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有一年，他到砂掌大队驻队，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武忠当时七十来岁，孤身一人。吴金印往武忠家去的时候，正遇上武忠瘸着腿从外头回来。吴金印迎上前去，问：“武大伯，你的腿……”

　　“没啥毛病，就是脚指头那儿顶得生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