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继琼瑶等111名影视从业者联署公开信，抵制曾被法院判定为抄袭，且未公开道歉的于正、郭敬明在演员综艺节目当导师后，12月22日晚，又有45名影视从业人员加入联署。截至12月23日22时，实名呼吁媒体平台激浊扬清，倡议行业内部自尊自律、拒绝抄袭剽窃的人数已达156人，被点名的两位当事人仍未回应。

　　12月23日，在深圳出席2020年度中国（深圳）国际电视剧节目交易会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浩一接受南都记者专访，并代表委员会就此事发声。

　　王浩一说，此次联署行动虽因劣迹从业者受聘为导师、对年轻演员掌握“生杀大权”而起，“传道者首先应是守道者”，更深层的原因是影视编剧在行业结构中的整体困境和共同焦虑：“我们的声音确实比较微弱，这次发声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事关行业标准，我们必须要说。”

　　【对话】

　　联名抵制并非私怨，背后是行业共同焦虑

　　南都：最近两天的电视剧节目“深交会”上，很多国内头部电视制播公司都有代表出席，大家怎么看待“联名抵制”这件事？

　　王浩一：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因为现在站出来发声的有156个人，其实它背后代表的人数更多，这个基数可以乘以10或者乘以20。

　　我也看到有人说，这就是“江湖恩怨”什么的，我觉得不是。参与联署的这些人中间，可能有的人确实跟于正、郭敬明之间有过节，但是更多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私人恩怨的，而是出于对这个行业、这种现象的一种意见来发声。大家都是觉得“看不懂”，怎么现在这些人都会上去做导师啊？因为导师是给大家做榜样的，如果他们这些人做导师的话，可能会对年轻人造成错误的引导，或者让别人觉得，整个行业没有是非标准，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人决定站出来的很重要的一点。

　　南都：所以说，引发此次联署的直接因素就是郭敬明和于正接连成为了选角演技类真人秀节目的常驻导师？

　　王浩一：对，他们两个人的抄袭都是有法院判决的。业内原本就对他们有一些诟病，但这次的导火索是他们以导师的身份上了两个演技点评栏目，而且在栏目中的表现也……让很多人不太舒服吧，在网络上也造成了比较大的争议。这样大家就觉得，不应该再沉默下去了，要不然有些事情就没有标准了。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它背后是现在全行业的一个困境和共同的焦虑，就是包括编剧在内，很多创意人才都觉得生存空间被压缩，外部环境的变化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什么才是应该追求的、应该宣扬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大家都很气愤。

　　南都：网上有一种质疑声说，联名抵制抄袭的人中，有的自己也被指抄袭，或者改编过涉嫌抄袭的原著IP。

　　王浩一：抄袭有的时候确实很难去界定，你知道影视行业有个词叫“致敬”，还有“借鉴”、“融梗”的说法。几乎每个作品火了之后，都有人说，“这个跟我的创意一样，他们抄我了”。这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去判断到底谁对谁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标准，那我觉得以法律为依据是比较简单的。

　　像郭敬明和于正，他们两个抄袭有明确的法院判决，这就属于无可争议的。

　　播出平台相比编剧更有话语权

　　南都：刚刚说到编剧这个工种在影视行业内的困境，能否展开谈谈？

　　王浩一：我们在网上做过一些青年编剧的生存状态调查，结果不是特别乐观。大家都说“剧本是一剧之本”，但其实近些年国内影视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编剧的地位一直没有什么提高，还是特别底层。一部剧火了，大家一般先知道演员是谁，其二是导演，基本上没人会去注意谁是编剧。

　　而且因为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个剧本到底好还是不好，现在是没有基本的评判标准的，所以现在的编剧还有一个特别痛苦的地方是，经常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彼此矛盾的修改意见，最终谁牛谁就有话语权，但是只有编剧在一稿一稿地改。

　　南都：近几年互联网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促进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可以感知的乱象，比如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IP、迎合流量等。作为编剧，会不会对业内的一些创作导向感到困惑？

　　王浩一：这两年影视行业的整体导向、审美方面的东西确实变化特别大，我们不能说这些变化不好，但是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原来也做制片人，其实我挺理解资方的，他们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很多观众说，你们编剧怎么没创意啊？但是其实没法“有创意”，你让资方投几千万去做一个试验，很多人是不敢去冒这个风险的。像之前的《战狼》《流浪地球》，今年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很多没有成功前例的爆款都特别需要勇气，当然也需要一些运气。

　　现在就是谁引导这个行业的问题。过去电视剧主要由电视台播出，所以电视台的评判标准会影响整个行业。现在是视频网站成了主要播出渠道，它们的选择标准就影响整个行业。平台要什么、什么播得好，都有“大数据”，然后大家就一窝蜂地上。

　　南都：目前个体编剧是不是很难与平台、资本形成对话？

　　王浩一：是的。我们之所以在2018年成立编剧工作委员会，就是希望大家抱团之后的声音会大一点。资本有它的本性，平台有平台的取向，比如现在就是谁有话题度、谁红，就请谁来当导师，这个出发点大家都能理解，但还是应该有一个筛选的标准吧？毕竟我们是做内容、做创意的，而且我们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

　　希望平台弃用“劣迹从业者”当导师

　　南都：编剧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编剧们的处境有没有得到改善？

　　王浩一：说实话，感觉没什么改善，因为我们的声音确实比较微弱。我们这个行业协会，更多地是为大家做一些服务。

　　这两年编剧的地位没什么实质性的提高，但是比原来好一些，起码大家都在说这个事情了。今天一个制片人也跟我聊，对好的编剧，他们还是愿意付出好的待遇的，这也是个改变吧。

　　南都：在保护年轻编剧、特别是在著作权保护上面，目前编剧工作委员会能提供怎样的帮助？

　　王浩一：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个“编剧大讲堂”，一共10期，其中有一期就是请版权律师来讲版权保护，大家觉得挺好的。

　　我们有几个微信群，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愿意为弱势编剧提供一些帮助，包括法律援助。

　　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些业务上的对接，比如说一些影视项目想找编剧，我们想做一个平台，让双方对接起来，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南都：通过这次联署，你们希望向外界呼吁什么？

　　王浩一：希望有关播出平台对节目做出调整，别让有劣迹的人去当导师——继续创作可以，不要去给行业当导师。我觉得这个诉求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南都：对普通观众有没有想要表达的？

　　王浩一：对观众没法说，因为你不能对观众提道德要求说，这个（作品）你能看、那个你不能看，其实观众就是喜欢看好看的东西嘛。但是我觉得制作平台、播出平台有责任给大家一些好的引导，不能单纯为了收视率把一些东西作为噱头。说白了，让劣迹从业者在节目中指导年轻演员、甚至掌握“生杀大权”，是有很大问题的。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