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在继续。据“首都之窗”政务网站,4月12日上午,位于铁东路东侧的一处修理厂和一处商用楼外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11辆城管执法车、2辆消防车、1辆洒水车在一声令下之后开始拆除作业。

　　此前,基层政府对两处违法建设当事人进行告知、约谈,经多次交涉后,当事人同意协助拆除,并已停止营业。4月10日当事人将所属物品全部搬离。据了解,2000多平方米的修理厂拆除后,将改建成停车场,缓解周边社区停车难问题。

　　从“首都之窗”的专题看,此次“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仍在持续推进中,包括拆除违法建设、地下空间和群租房整治、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整治、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等多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说:作为城市的“守夜人”,我们要敢于担当,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体现人文关怀,政府要主动帮助企业妥善安置务工人员的生活和出路,无论是本地群众,还是外来务工人员,都要关心他们。

　　舆情深层次问题是利益博弈

　　前一段时间,北京“疏解整治”工作一度引发舆论反弹。清理群租房和“多合一”建筑涉及外来打工者、本市出租房的业主、小型企业,还间接影响到物流业;清理建筑物天际线更涉及众多机关事业单位和老字号企业,本市市民也有心理不适。针对各利益相关方,需要对民意承受力做好充分预估,善后救助和利益补偿也应及时跟上。

　　今天在具体的民生问题上,舆论是分层的。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像网约车新政,涉及专车乘客及司机、出租车司机、本市户籍市民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各方诉求不尽一致。专车多了,“的哥”恐怕难以接受。在扶持新经济、照顾新利益时,需要减缓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震荡,不能只是发展“共享经济”这个单一向度的考量。

　　地方政府引进项目拉动经济,老百姓却可能不领情,除了对建设项目污染性等的误解,背后还有错综复杂的利益较量。

　　比如,某地钼铜项目曾引发群体性事件,矛头指向引进钼铜项目的企业,市民上街表示不满。深层次的因素,还有钼铜项目威胁到当地大型饮品企业的生意,钼铜项目独大势必导致当地小型石化企业关停。有些地方PX项目的街头风波中,还有当地房地产开发商担心楼市下跌在背后推波助澜。

　　今天不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全社会从利益高度一致出现了利益的分化,需要做好利益协调和沟通。舆情应对的深层次问题,其实是妥善处置各方利益博弈。需要保障所有利益相关方合法表达,有序博弈,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应依法仲裁,寻求最大公约数,做好市场秩序的“守夜人”,而不是成为利益一方,甚至最强势的一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给企业家、创业者和资本以稳定的预期。当下可能存在利益不均衡、利益博弈不透明、预期不稳定等情况,特别需要给非公经济吃定心丸。

　　行政执行力与思想工作相辅相成

　　当前,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决策力和执行力,克服懒政和低效行政;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权,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事情一呼百应,令行禁止,那时候不完全是凭行政的强制力,还离不开政治传播和思想政治工作配合。

　　比如五十年代“除四害讲卫生”活动,党政领导挂帅,爱国运动卫生委员会协调,各部门协作,居委会深入千家万户宣传鼓动,使得这项工作的意义妇孺皆知,连小学生也逢蝇便打,乐此不疲。

　　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深谙社会治理“攻心为上”的道理。现代社会治理,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但依然可以从古人的政治智慧中得到借鉴和启迪,并吸纳新的时代元素。

　　社会治理,不一定都需要政府出面包打天下,社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援,各种民间组织、百万志愿者贡献巨大。

　　在一些地方,一些民间组织发起的环保公益诉讼,为空前严厉的中央环保督查敲边鼓,成为政府环境生态治理的帮手。行政主管部门对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应依法予以鼓励,发挥其积极作用。

　　“舆评”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保障

　　如果说舆情应对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论场灭火,“舆评”则是在政府施政前做好民意评估,根据“舆评”结果及时出手止损,并决定施政的力度和节奏,避免因公众抵触和抵制而降低施政效果,损害公信力。

　　现在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视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如今一些风险事件中,非传统安全因素凸显,它们在互联网上都有蛛丝马迹可寻。做好舆情监测预警,可以防患于未然。

　　民意是可以测量的,也是可以引导和说服的。建议把“舆评”与“环评”“稳评”并列为政府决策的前置条件。成都市网络理政,刚刚入选“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2017年度中国“互联网+”项目评选之“互联网+政务”十佳。

　　成都将书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12345市长热线公开电话与政务App、微博、微信政务新媒体“六位一体”的全天候民生诉求平台集成运行,以“一键直达”的方式,优化和再造民意诉求的受理、审核、沟通、办理、反馈、回访流程。

　　这些年成都像唐福珍自焚案那样轰动全国的舆情少见,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网络理政平台无声地消解了很多潜在的舆情,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市长带头,各区(市)县、市级各部门主要领导,通过“蓉城纤夫”“蓉城挑夫”微信群,帮助解决了许多群众的诉求,无声地解开了多少人的心理疙瘩。

　　例如,网络理政平台半年内收到电梯问题反映2150余件,九成以上直指安全隐患。市政府启动专项整治,集成应用物联网技术,为电梯发放“身份证”——3D激光防伪二维码,居民用智能手机一扫就能及时查看电梯维保信息,参与互动并可实现电梯困人紧急报警。

　　公权力的审慎和社会共治

　　在今天,各级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奋发有为,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权力的妥善使用方式,并审慎约束权力使用范围。

　　比如,1996年音像出版物扫黄行动中,新华社记者报道《一位母亲强烈呼吁扫黄打非不可手软》,倾诉家里省吃俭用买了电脑,却发现16岁的儿子在偷看黄色VCD,学习成绩下降,母亲欲哭无泪。

　　这封来信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全国读者中引发广泛共鸣,凝聚了民意,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打非斗争。

　　而在当下,治理新媒体的低俗色情内容,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的作为,不妨多管齐下,使行政力与社会组织的道义力量相呼应,比如,与父母和学校老师结成统一战线,最后用法治兜底。2016年初的快播涉黄案庭审直播,就对一些涉黄网站平台起到威慑作用。

　　有些低俗内容,需要行政强制予以治理,也需要水滴石穿地改良网络文化生态,逐步提高公众、网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审美品位。文化建设需要的是长期的专注投入和综合施策,包括润物无声的渗透。

　　依法推进社会治理,尤其是在一些民众关切的民生个案中,应该注意法理情的平衡。比如,北京拆除广告牌、亮出天际线行动,能否经过媒体和群众讨论,适当保留一定的灵活性,让那些有意义的牌匾标识为市民留下温馨的历史记忆。

　　“舆论缓冲地带”

　　说起舆论引导,大家都希望多培养体制内的“意见人士”。像北京市环保局原新闻发言人杜少中,以“巴松狼王”的网名在环保敏感问题上频频发声,解读政府环保努力,赢得网民尊重。

　　建议在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网评员、加强与网民感情共振的同时,多利用主流媒体的“两微一端”,现有的市场化媒体,以及上千万的网民自媒体,打造舆论的“缓冲地带”。

　　特别是团结和引导当地的自媒体,激发起乡土情感,理解政府工作的难处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党政宣传和群众工作部门在网络时代共同努力,发展网上统一战线,建起互联网上的“防护林”“护城河”。

　　(作者系《网络舆情》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