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评论员 李长需

写出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那个作家，去世了。

这个叫米兰•昆德拉的作家，以94岁的享年，以“欧洲作家”的标签，出现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他在中欧国家捷克出生并长大，他的成名作也是用捷克语写成的，中文翻译里，也有把他称作“捷克作家”的；但46岁移居法国后，他坚持用法语创作，并声称自己是法国作家。

有人评论，昆德拉的写作人生，像是上帝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充满了误解：他不仅是误解的受害者，也是误解的制造者。这源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源于他对媚俗的反抗，和对文学的独立性的追求。

他曾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因立场问题而遭受谴责；他被迫离开捷克，并借小说《告别圆舞曲》主人公之口，说出“他会离开一个他曾错误地出生的地方，一个并不觉得是自己家的地方”，但在离开的那一刻，“他知道，他离开的是他唯一的祖国，他没有别的祖国”。然而，当捷克剥夺了他的国籍，而法国授予他法国国籍时，他又换了说法。说“法国是我精神上的祖国，如今是我的第一祖国。”

不仅如此，在人生下半场，他坚持用法语写作，并声称永远不会再回到捷克；但当重获捷克公民身份后，他又几次秘密返乡。

矛盾的昆德拉，一生生活在矛盾中，他被捷克人视为“叛徒”，又被西方世界看做“斗士”。他的作品，也在这种矛盾中被误读。

在中国，昆德拉似乎被当做反思民族遭际的有效话语资源与参照物。曾经，有人认同他的反思勇气，也赞赏他“跳出圈子看清事”的超然批判态度，但也有人指责说，他是懦夫、逃避者、奉行狡猾的犬儒主义者。

很显然，昆德拉被不少人误读了，这些人先有观点入住心中，再观之心中固有角度，却很少正视他小说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人形容这种误读时说，“他的作品是一种被背叛的遗嘱”。

其实，对昆德拉最大的误读，是把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Kitsch，翻译成了“媚俗”，也即讨好世俗，但这正与昆德拉的本意相反。昆德拉用这个概念，指称人们对意义世界的渴望。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说，刻奇（Kitsch现在被翻译成刻奇）是排斥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在该书中，他写了两滴泪，第一滴泪是看见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第二滴泪是和所有人类在一起，为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这第二滴泪，就是刻奇。这个刻奇，就是要求整齐划一，排斥一切个人性。用分析的语言说，刻奇就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

当然，无论怎样误读，都遮挡不住昆德拉作品的光芒。昆德拉的学生、同时也是他作品的汉语翻译者的董强认为，昆德拉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没有之一。虽然他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是“小说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把思想艺术性和生活经历相结合，对小说的理解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哲学高度。而法语学者黄荭则说，每年诺奖前夕都会提到昆德拉的名字，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诺奖，他早已是一个传奇。

而今，这个传奇逝去了。但无论他活着还是逝去，也无论他遭受怎样的误解，他身上的光芒，都不会因此而黯然。他就是那个我们值得敬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