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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入手

　　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引导人们进行配置的，哪个部门与地区的收益率高，这个部门与地区的资源流入量就会大于流出量。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的。当要素资源按照市场价格配置资源时，不仅每个资源主体收入会得到提高，而且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得到改善。其结果，国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高质量的增长就有可能实现。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尤为关键。一方面，提高现有各部门与单位的存量资源利用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通过资源转让、交易等方式，可以促进存量资源有效流动。另一方面，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日益增大，这是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创新发展阶段，用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变得日益重要。因此，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入手，有助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市场化配置效率提高取决于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要素自由流动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收益率差异，二是存在着资源可自由流动的体制环境。只有不同部门之间的收益率差异，而缺少资源可自由流动的体制，要素资源就流不动，更谈不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例子就印证了这一点。而只有资源可自由流动的体制，没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新产业出现，进而部门之间收益率拉不开差距，那么要素流动的动机就减弱，由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的增长也会放慢。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增长动力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创新驱动的新产业发展减弱、进而拉不开行业收益率差距的结果。如果第一个条件是创造流动机会的话，那第二个条件解决的是降低流动成本问题。这两个条件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缺一不可的。只关注新产业培育与成长，而忽视资源可流动的体制环境，那就意味着没有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路径；只看到资源可流动的体制环境，而看不到新产业成长的作用，那么资源配置效率就失去了提高的动力。只有把这两个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更好把握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完整内涵。

　　以创新为动力促进新动能成长

　　在消除行业垄断、扩大市场准入的体制下，拉开行业收益率差距的核心，在于以创新为动力推进新产业加快成长。只有新产业的加快成长，才能创造更多的流动机会，只有更多的存量资源从低收益的产业向高收益部门流动，才能加快结构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2年至2017年间，广东R&D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不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也超过了同年欧盟1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广东在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可喜一步，但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差距，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成为支柱产业，独角兽企业数量相对有限，等等。今后的努力方向，就要按照中央要求，依托广东创新型企业众多的优势，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

　　降低流动成本要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并取得明显实效。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较去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是全球跃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通过切实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大力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大幅度加快对外开放进程。以广东为例，这些年来，广东通过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方式，推动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营商环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位居前列。当然，对标国际规则与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广东在开办企业时间、办理施工许可证、跨境贸易与执行合同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加快推进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大幅度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必将促使更多的存量资源参与流动，也有利于吸引外部资源特别是创新资源流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更好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