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张盖伦

　　青年演员白宇戴了眼镜，手里拿本共产党宣言。此刻，他是老师。

　　“这堂课，我们就来讲讲科学精神。”

　　白宇

　　科学精神并不虚无缥缈，它真实地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身上。

　　“追求真理，热血报国，从来都是科学精神的一体两脉。”他说，“科学，呈现于图纸、公式、推理，每一位科学大师的精神汇成了国之血脉。”

　　在央视五四晚会的科学精神课里，出现了由五位大学生诠释的五位科学大师——竺可桢、李四光、邓稼先、陈景润和师昌绪。

　　名字你我或许都熟悉，但他们的故事仍能讲很久。

　　竺可桢(1890-1974)

　　他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在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之际，面对的却是满目疮痍。当时，中国仅有两座测候所，而且都由外国人控制。他感慨，这是一种耻辱。

　　1927年，中央研究院创办，蔡元培找到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任所长16年来，竺可桢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设立了百余个气象观测点。1930年起，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这也是中国独立发布气象预报的开端。

　　对浙江大学来说，竺可桢这个名字，更具特殊意义。他是浙大风雨飘摇之际的校长，战火之中，他带着浙江大学1000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

　　他本不愿当这个校长，“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他说，想要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

　　浙大在抗战硝烟中奇迹般崛起，被人称作“东方剑桥”。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生物和地学领域。

　　竺可桢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有他开拓的科学事业，还有从1936年到1974年间共计800多万字的日记。

　　去世前一天，竺可桢仍记录下了当天的气温和风力。

　　五四晚会上的竺可桢，浙江大学蒋博文饰

　　李四光(1889-1971)

　　这位新中国地质学奠基人，小时家境贫寒。14岁时，他独自到省城求学，填资料时写错了名字，才阴差阳错成了李四光。

　　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也在北京大学教过书。新中国成立后，本已留在欧洲从事科研的李四光，和妻子一起回国。

　　他用实地考察，证实了中国冰川遗迹的存在；他运用地质力学原理，建议中央将石油普查工作作战略东移，帮助发现大庆油田，之后，又找到了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等，粉碎了“中国贫油论”。

　　他一直念兹在兹的是地震预报。在生命的最后7年，李四光还指挥和领导着中国地震预报的工作，也曾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他提出了地应力测量的概念，认为通过观测地应力情况可以预报地震。

　　不过，这些工作他还来不及总结，便溘然长逝。

　　李四光有句名言——“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他曾说，搞科学研究，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

　　五四晚会上的李四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杜俊鸿饰

　　邓稼先(1924-1986)

　　这位两弹元勋的名字，已经感动过无数人。

　　1958年，34岁的邓稼先接过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走进大漠荒烟，从此隐姓埋名，从此再也顾不上小家。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在调动工作之前，邓稼先这样对妻子说。

　　他“消失”了。有时突然回家，然后又突然离开。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太强，他不能多说，妻子不敢多问。

　　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一代人完成了其他国家五代科学家完成的任务。他进行过32次核试验，32次中，有15次是亲自在现场指挥。

　　核弹制成后，要再次全面检查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运送到基地进行核试验。在这之前，需要科学家签上名字，表明核弹已经准备就绪，可以点火。

　　邓稼先，就是签字的人。

　　杨振宁曾经写：“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长期和核物质打交道，核辐射侵蚀着邓稼先的身体。身体情况的急转之下，发生在一次核弹试验后。核弹没有如期爆炸，邓稼先亲自去寻核弹碎片，遭到了严重的辐射损害。后来，他患上直肠癌。

　　结婚28年，邓稼先和妻子真正的相处时间，只有6年。在他投身核武器研制后，两人共度的日子，只有邓稼先生命中被病痛折磨的这最后一年。

　　临终前，邓稼先说，如果生命可以再生，他仍然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五四晚会上的邓稼先，清华大学李凌霄饰

　　陈景润(1933-1996)

　　他是数学名家，也是七八十年代时众人心目中的科学偶像。

　　他在文学作品中的最大特点，就是“痴”。仿佛除了数学，再没什么能挤进他的精神世界。

　　70年代，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时，陈景润住在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房间6个平米。他独自一人和难题较劲，草稿纸用了三麻袋多。形成对比的是，1965年，布赫斯塔勃等证明“1+3”用的是大型高速计算机。

　　他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

　　曾经，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被台湾占据，为了维护国家尊严，陈景润甘愿放弃这一机会。

　　人们说陈景润是天才，但他在数学上花的时间，投入的心血，也同样远超其他普通人。

　　1981年，陈景润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中科院院士。陈景润还发起创建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中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陈景润说，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的。

　　图注：五四晚会上的陈景润，厦门大学于清川饰

　　师昌绪(1918-2014)

　　他被国外同行称作“中国高温合金之父”。因为他，这一涉及航空航天军事领域的核心材料在我国从无到有，并摆脱国外掣肘；也是他，开创了我国金属腐蚀与防护领域，倡导材料科学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相结合。

　　1965年，师昌绪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这种叶片装备了我国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生产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

　　师昌绪一向重视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当年，大家普遍认为科研院所应该搞理论，但师昌绪觉得，搞材料研究，就是要把材料用上去。

　　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时，师昌绪把眼看没人管的几十个材料腐蚀数据网站管了起来，把腐蚀试验站的数据监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重大项目。待到日后国家大型建设工程上马，大家才感慨他的目光长远。

　　人们说师昌绪爱管“闲事”。凡是于国有利、于民有益的事，师昌绪都要管一管。

　　比如，他和其他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2000年前后，又向国家建议组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国家纳米工程中心。

　　师昌绪一直在工作，早8晚4，一周五天。他感慨，一般人60岁退休，我已经多干了30年，也算对得起国家。

　　他曾这样写：“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图注：五四晚会上的师昌绪，西北工业大学郭凡溥饰

　　这些科学大家的名字，已经写入历史。

　　当然，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串串熠熠闪光的名字，共同铸就共和国科学的丰碑。

　　前辈开创的事业，此时可能已经鲜花着锦，也可能依旧荆棘密布。

　　青年科研人员仍要手擎旗帜，前赴后继，上下求索。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

　　来源：科技日报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