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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骗捐问题频现，而众筹平台又很难独力对众筹发起人家庭条件审核的当下，有必要建立政企间的数据共享机制，将个体信用、家庭财务等公共数据与有需要的企业共享，协助企业、公众完成共同监督。

　　▲吴鹤臣妻子称错将筹款上限设为目标金额 德云社：公司已募捐   视频/ 新京报 我们视频

　　在监管趋严和舆论对新业态渐次严厉的当下，倘若有哪家互联网平台还敢在出事后宣称“责任有限”，恐怕只会被骂成筛子。

　　当郭德纲的弟子吴鹤臣家人在水滴筹平台上发起一项众筹援助时，水滴筹平台审核人员或许根本没意识到这次众筹项目蕴含的道德风险。很快网友就发现，吴鹤臣作为德云社多年的弟子，不仅在北京拥有两套房一辆车，爸妈都有退休金，而且，原本只需要十万元的治病款，居然目标金额达到了100万元。

　　▲网友对筹款数额高达100万纷纷表示不解   图/新京报

　　吴妻张泓艺先后发出三条关于吴鹤臣财产方面的证明和解释，其中面对筹款100万元的质疑，她表示之前没有理解清楚“上限”的意思，并且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要筹100万元。但争议仍在持续。5月3日，“水滴筹”平台将该项目关闭。

　　近年来，类似事件在网络平台上时有上演，此前引发轩然大波的罗尔事件也同样如此。但这样一起有争议的众筹事件发生在水滴筹上，却多少有些让人遗憾。就在3月27日，水滴互助宣布获得了近5亿元的B轮融资，已经成了网络互助平台中的独角兽。

　　▲吴鹤臣妻子所列举的花销清单   图/新京报

　　按理说，作为互助众筹平台，水滴筹理应承担着更多更严格的审核和监督责任。这也并非水滴筹第一次遭遇类似质疑，2018年5月，水滴筹平台曾经发生过一起骗捐事件，此后，水滴筹宣布将加强全流程风控，加强治疗进展督察。

　　但吴鹤臣事件证明，水滴筹的审核依然存在漏洞。事实上，在媒体的统计之中，不仅是水滴筹，轻松筹等其他众筹平台都曾出现过类似事件。审核问题，已经成了网络众筹平台的通病。

　　这些平台或许忽略了一个缺陷。在传统人情关系之中，向陌生人求助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样的隐形门槛，事实上也能够限制那些试图“不劳而获”者——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走上这样一条困难的道路。因此，有病却没钱治时再去求助他人，是社会的价值共识。

　　而当网络平台以技术手段消灭了这一重门槛，必然导致某些“不怀好意者”蜂拥而至。对网络平台来说，设置某种审核上的高门槛和防火墙也就有了必要性。否则，这种商业模式就变成了对道德底线的逾越和冲击。

　　类似的状况不断发生在其他领域，网约车平台要承担对乘客安全的保障，电商平台要承担对商品质量的监管，互联网公司必须以各种技术手段来提高自身的监督审核能力，否则，以某些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特征，任何一点疏忽都是对公共利益的极大侵犯。

　　▲5月2日，居委会值班员开设了临时捐款处，并在社区各个楼单元门口的电子公告栏发起募捐倡议。 图/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而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应当意识到，单靠某些互联网平台的力量，无法解决很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无论如何，网络众筹平台以模式创新部分解决了普通人的医疗保障问题。

　　吴鹤臣事件的出现绝非个体性的善恶偶现，也不是一家平台的弊病疏忽，归根到底，技术的力量只是改善的原始推动力，要真正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仍需要公共管理上的改革与进步。

　　比如说，既然某些骗捐问题频频出现在众筹平台上，除了要求互联网公司规范审核责任之外，社会保障部门是否能与这些公司建立某种合作联系？其他政府部门又是否有魄力打造一个针对民间主体的公共数据平台，将个体信用、家庭财务等公共数据与有需要的企业共享，协助企业、公众完成共同监督。

　　除此之外，众筹平台也可以考虑与各类第三方平台合作，比如银行、某些支付平台等。

　　简言之，就是打通部门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真正联通共享。如此，在出现类似求助信息以后，平台方可以依据该数据平台进行甄别，堵上某些疑似骗捐诈捐者的渠道，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信任度，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

　　向平台发起求助是很大一部分个体的无奈选择，但能否将社会资源交给真正需要的人，考验的却是公共部门与民间主体的协同能力。

　　□马文（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