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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题：一次成功的跨海追索——聚焦成功追回流日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新华社记者施雨岑、童芳

　　远涉鲸波，国宝曾伯克父青铜组器静静沐浴在久违的神州月色中。

　　经由外交、公安、文物等多方力量联手，选取最优追索方案，历经5个月紧锣密鼓执着追索，8月23日深夜，8件流落东瀛的稀世珍宝回家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9月10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这是我国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在日本政府的配合协助下实现的流失文物回归，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贡献了新的实践案例。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何以被称为国宝？追索该宝经历几许波折？此次索宝回国有何突破意义？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索宝：非法出口！务必追回！

　　2019年3月3日，国家文物局接到举报，称日本某拍卖公司拟于近期拍卖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疑为我国非法流失文物。

　　真是国宝吗？国家文物局当日即开展调查，很快获得线索：该批青铜组器很可能为近年来被盗出土且非法出境文物。

　　经进一步鉴定发现：该批青铜组器的器型、纹饰、铭文符合春秋早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铭文显示器主为“曾伯克父甘娄”；锈色呈“新锈”状，缺少流传的历史痕迹……经过和同时期考古发掘资料比对，专家们基本认定该批青铜组器应为湖北随枣一带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被盗出土文物。

　　那国宝出国是经正常途径吗？国家文物局闻风循迹，发现该批青铜组器曾于2014年在上海出现过，遂向全国21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查证。“所有管理处均未办理该批青铜组器的临时进出境手续，有力证实该批青铜组器应为2014年之后被非法出口至日本。”关强介绍说。

　　国宝必须回国！3月6日，国家文物局研究决定，立即启动追索工作，并于次日向公安部通报相关情况，商请其开展此事涉及的文物走私和盗掘案件调查工作。

　　公安部刑侦局立即展开部署，很快，上海公安即查明了文物持有人情况、文物走私证据链条等关键信息。文物拍卖委托人和实际持有人周某为上海居民，有重大犯罪嫌疑，被正式立案侦查。

　　手握铁证，我国有关部门紧急照会日本驻华使馆、通报流失文物信息、提请日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展相关工作……在外交与刑侦双重压力下，日本某拍卖公司最终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由于涉及家族遗产纠纷，暂时中止拍卖。

　　取得阶段性进展后，国家文物局与日本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日方对我方主张的文物追索要求给予了认真对待和积极协助。

　　在政府施压、刑事侦办等多重压力的传导下，7月，周某正式表示，愿无条件将该组国宝上交国家。8月23日，周某返回国内配合调查。

　　识宝：“独一份”的国宝你能读对几个名字？

　　鼎、簋、盨、壶、甗、霝……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邓超介绍，目前，这批文物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特别珍稀。文物所属的春秋古国曾国，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秘境”。1966年，京山苏家垄出土“曾仲斿父”九鼎铜器群，学术界才确认随枣走廊一带有曾国。1978年，随州发现曾侯乙墓，多数学者认为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随国。近年来，经由多项重要考古发现，人们对曾国历史认知才得以逐渐推进。

　　“铸有‘曾伯克父甘娄’之名的青铜器此前从未有发现。”邓超说，这批文物对研究曾国宗法世系、礼乐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丰富。这组青铜器上铭文多达330字，每件青铜器均有铭文，每器均带有自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专家认为，解读这些穿越时光的密码，不仅是对古代的复建，同时也可能带给今日国人以崭新的历史惊喜。

　　——特别精美。专家告诉记者，组器的铸造工艺极为精美。通过X光照相技术，专家发现所有青铜器都为范铸成型，鼎、甗耳部为直接铸造，簋、盨、壶等则先铸出器身，同时耳部铸造出铜榫，然后再安装器耳活块范、铸造器耳。专家认为这真实体现出古代先民高超卓越的青铜器铸造工艺。

　　护宝：开创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新局面

　　关强告诉记者，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文物交易、实施跨国追索价值最高的一批回归文物。此次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成功追索，最主要的国际法依据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1989年，我国加入该公约。此后，我国在多地设置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防止珍贵文物流失境外，实施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制度、文物购销标的审核备案制度。2018年，我国还上线了“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

　　“正是基于我国日渐完善严格的文物进出境监管制度，启动这次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追索工作获得重要的法治依据。”关强说。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跨国跨境追缴被盗流失文物是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的重点之一。今后，公安部刑侦局将继续积极与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密切联系配合，全力开展被盗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缴工作，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已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