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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起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0月20日，辽宁省大连市未满14周岁的男孩蔡某将一名年仅10岁的女童杀害，因蔡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目前被收容教养。

　　而仅仅4天以后的10月24日，四川省仁寿县一名15岁中学生用疑似砖头的硬物从背后猛击老师，致老师受伤倒地不起。

　　连续出现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再次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推上热搜榜。很多网民认为，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保护了犯罪，成为“犯罪要趁早”的理由。但是，法律的严肃性不会因为几起极端案件而轻易改变，毕竟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什么人拍脑袋的决定，而是严格科学论证的结果，随意降低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但不会杜绝未成年人犯罪，相反可能还会造成更多社会问题。

　　事实上，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外，我们还可以有更有效办法、更多渠道来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

　　对犯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监护问题。很多时候，由于没有法律规定，对一些犯严重罪行却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只能交由其父母严加管教，但这显然很不合理。有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一定存在很大偏差，其父母很可能没有承担起监护教育未成年人的法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否应该追究其父母的责任，是否又应该合理限制其父母的监护权利呢?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迫切。

　　对犯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惩罚教育制度与机构问题。即使是追究犯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父母的责任，限制他们的监护权，依然还存在对这些未成年人该怎么办的问题。当前犯罪低龄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每一起未成年人犯罪都会引发社会强烈反应。一放了之，无所作为，难以平息民怨；而过度强调惩罚，又不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对此，无论是改革现有的收容教养制度，还是建立新制度，都不应让公安机关唱独角戏，而是要强化教育部门的职责，推动建立由公安、教育部门为主，民政等相关部门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改造机制，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设立专门学校，把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真正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并不只有降低法定责任年龄一种选择。我国刑法规定了未满14周岁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这一规定不应该是孤立的，要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对规定进行有效补充，真正实现法律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