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在炮火硝烟中诞生

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着手开展歌词征集，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陈毅回到江南以后于3月底完成了叙事诗《十年》的撰写。4月上旬，袁国平收到陈毅的诗并附有一封信。信中说，“我因在军部滞留的时间较长，积压许多军务急需处理，又要忙于传达周副主席和军部的指示，为军歌作词之事只能作罢。现将诗稿寄来以供参考。”袁国平即责成朱镜我考虑是否可将《十年》改成歌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马宁还说《十年》是叙事诗，与歌词不是一个文体，很难改成歌词。

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马宁、朱克靖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以外，还有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完全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遂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来稿的可取之处，做了进一步修改后，决定将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同时交何士德谱曲。

陈毅收到军歌歌词征求意见稿后，在给军部的信中认为歌词很好，表示赞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镌刻”改成“血染”。

征求意见稿返回军部后，在政治部讨论时，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觉得“镌刻”更为深刻些，因为自北伐以来，国民党中的将领常抹煞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作用和功绩，而“镌刻”的寓意彰显了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的功绩是彪炳史册的。而袁国平则认为革命战争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他觉得陈毅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将“镌刻”改为“血染”也是可取的。针对不同的意见，袁国平最终拍板采纳陈毅的意见，将“镌刻”二字改成“血染”。

袁国平在组织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谱好曲。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他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这一稿没有马上递交审查，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的反映。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雄壮、高昂，节奏鲜明；不足之处是，新四军指战员大都出身工农，学唱难度较大。于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后，使得曲调更加雄壮有力、鼓舞人心，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曲与词的结合也相当完美,使得歌词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现。结尾处,连续三个“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有层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曲的高潮。1939年7月1日中午，在云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何士德指挥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了《新四军军歌》。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项英当即叫 “好”，并说：“你们唱得好，唱出了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了新四军的英雄形象。”然后，袁国平当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通过！”并将军歌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日寇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当地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在项英、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

警报解除后，项英和袁国平在大家面前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讲话。项英愤怒地说：“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一笔血债。我们要用各种战斗来回击敌人，大家要到部队去教唱军歌，用革命的歌声激励士气，打击敌人。”然后，他宣布当晚庆祝“七一”的晚会暂停，要求大家到云岭去救灾。

袁国平在讲话中说,《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好《新四军军歌》，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敌人讨还血债……

弹痕累累，硝烟未散，在项英、袁国平的一番义愤填膺的讲话以后，大家带着满腔怒火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再次高唱军歌。所以，《新四军军歌》名副其实是在炮火与硝烟中诞生的。

△1939年6月15日《抗敌》杂志第4号刊登的《新四军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