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的索心忠的嘱托:年轻人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现在百姓生活条件好了,不能忘了那些苦日子。
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人,身上总会留下点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有的人是残缺的身体,有的人是怎么也改不掉的生活习惯,有的人是一眼看过去就触目惊心的疤痕。
现居住于南京的索心忠老人,就是那段烽火岁月的见证者。长征时期三过草地,亲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戎马半生后,99岁的他,今天仍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如果有什么是他身上区别于其他老人的最明显的特征,那一定是头顶因为中弹留下的疤痕。
“我这个头受过伤的,子弹打的。”见到记者后,索心忠把记者叫到了身边,脱下他从未离身的黑色毡帽,醒目的疤痕裸露了出来,记者的手下意识地去触摸了一下,然后又蓦地缩了回来,只感觉那疤痕冰凉又光滑地让人害怕。老人说,15岁的时候他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头顶,由于伤处不能受寒,从此他便一直戴着帽子。
“子弹再低一点命就完喽!”老人戴上帽子,无比感慨。
疤痕或许可以用帽子盖住,但红军将士流血牺牲的历史却不能被遗忘。虽然,索心忠并不经常提起那段过往。80多年了,那些牺牲的人,那些为新中国成立流过的血,一直是索心忠心里最难以承受之重。
索心忠指着自己在战斗中受伤的地方给记者看。中国军网记者 伍行健 摄
(一)
1933年6月,刚满12岁的他参加了红军,成为部队里众多“娃娃兵”的一员。说起从军的缘由,99岁的索心忠有点乐不可支,好像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样。“跟着红军有饭吃啊,不打人不骂人,还对小孩子特别好,我就跟着红军走了。结果越走越远,就回不了家了,也不想回家了。”索心忠说,当时红军嫌他太小,不肯收,后来看我机灵,又勤快肯干事,就把他留下了。他也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参加红军后,索心忠当过政治部通讯员,也做过医院护理员,给伤病员端饭菜、倒尿盆。当时四川地方军阀为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向红军发动了围攻,索心忠随大部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头部的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负伤的细节索心忠已经记不清了,跟随年龄一同忘却的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战役,甚至生死相交的战友。但唯独对长征,他记忆却深刻地出奇。漫漫长征路啊,爬雪山、过草地,烤皮带、吃树皮……或许是太过艰苦,又或许是受到了太多照顾,99岁的他对当时年纪尚小的自己难以忘怀。
草地是什么样子呢?索心忠说是长满水草的大片沼泽,“到处都是水汪汪的,没有人烟,睡觉的地方也没有。”长途行军时,仅能坐到“草墩子”上短暂休息一下。大的“草墩子”可以坐五六个人,小的“草墩子”只能坐一两个人。沼泽里还有很多被草盖住的水坑,有些同志一不小心就踩到水坑里陷进去了,草又会继续覆盖住水坑,人就再也找不到了。过草地时,一路上都没有干燥的泥土,因饥饿或疾病牺牲的同志也很难掩埋。
索心忠随红四方面军一共过了三次草地。过草地之前,红军给每名战士发了一斤多的炒面,大家称之为“救命炒面”。行军途中,尽管大家饥饿难耐,但也只能在每次休息时吃上一小口。“为了防止不注意一口气吃没了,当时吃面都是倒一点在手心里,用舌头舔着吃”。索心忠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做着吃的动作。
可是即使缺粮食到了这样的地步,战士们也一定会让小孩和妇女先吃。年纪小,身边又没有亲人照顾,索心忠处处都得到关照。“那个时候,大家会主动照顾小孩和妇女,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一个人会计较。”索心忠说,没有这些无私关爱,他活不下来。
12岁离开家,再回去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回到老家,村里的人都不认识他,还以为他早就不在了。索心忠的父亲去世早,家里还剩下爷爷。见到孙子的爷爷满村狂奔,高喊:“我不是‘老和尚’了!我不是‘老和尚’了!”索心忠是家里的独苗,在四川广元,那些没有后代子孙的人常被人称做“老和尚”。
能活着回去,索心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些没能回去的烈士,只能将名字留在巴中的纪念碑上。“很多烈士连姓名都没有,只好刻上小名,什么‘狗娃子’‘毛娃子’。还有很多人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太多太多的战友英魂长眠在长征沿途了。
索心忠和记者讲述合影的故事。图上的老照片是1949年3月,毛泽东与索心忠(右一)等同志在北平西苑机场合影。中国军网记者 伍行健 摄
(二)
在索心忠家里,一张他与毛泽东的大幅合影很是醒目。照片有些发黄了,可是索心忠一直当宝贝一样珍藏着。
那是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抵达北平西苑机场。当时的索心忠是延安电影团的一员,由电影团总摄影师徐肖冰带领,与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一起负责毛主席行程的全程拍摄。
西苑机场阅兵完毕后,徐肖冰问毛主席是否可以一起合影,毛主席欣然应允。于是索心忠与其他三位同事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毛主席拍摄了一张合影。
“跟毛主席合影可不容易嘞,运气好啊!”索心忠看着照片,眉里眼里都是笑。那张黑白照片啊,定格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也是索心忠的青春。
索心忠的夫人刘善仙。中国军网记者 伍行健 摄
解放之后,索心忠随延安电影团一行到南京,接管了电影院。后来在组织的介绍下,索心忠认识了小他三岁曾当过南京地下党的刘善仙,并组建了家庭。
如今,99岁高龄的索心忠已是儿孙满堂。正如他自己说的,1949年来南京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着26人的大家庭了!回想过去的艰苦日子,他觉得今天的日子跟过去比简直就像是在天上!“赚了哦,赚了!”老人一直重复着这个词,那种心情我想是今天的年轻人怎么也无法体会到的。
索心忠(前排右一)在延安电影团工作时与战友留影。(家属提供)
(三)
索心忠一直嫌弃自己没有文化,觉得自己很土。
十五岁头部负伤后,索心忠就落下了头痛的毛病,用脑过多后生活和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医生也一直跟他说要少动脑筋,加强身体锻炼。“我就听医生的话,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就去站岗,很遗憾,当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
后来,为了弥补自己在知识上的缺憾,索心忠也一直在努力。南京解放以后,他专门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了三年,识得了一些字,也会写,现在看书看报都没有太大问题。
前半生兵戈戎马,后半生光影相伴。索心忠的孩子总是会尽量不去触碰老人的那些往事,因为每次想起他就心痛不已,晚上辗转难眠。
索心忠获得的部分纪念章。中国军网记者 伍行健 摄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索心忠守在电视机前,很是兴奋。“我们那时候枪少,子弹少,跟现在没法儿比哦。”老人对今天国家的发展很欣慰,国家强大了,以前那些苦日子再也不会有了,他们那一辈人的流血牺牲没有白费!
如今的日子过好了,可是索心忠却一直过得很简单。老人的卧室里是一床、一书柜、一衣橱和两把旧藤椅。老人的儿子说,床还是上世纪50年代买的简易木床,因为老人睡习惯了,所以哪怕是搬了十几次家也始终带着。
索心忠用过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他自己说,够用就好。就像他头上的那顶黑色毡帽,能戴就好。
【人物简介】
索心忠向大家敬军礼。中国军网记者 伍行健 摄
索心忠,1921年6月出生,四川省旺苍县人。1933年6月参加红军,随部队参加长征。全面抗战期间,随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在太行山一带抗击日寇,后来进入八路军总政电影团(延安电影团),从此从事电影放映工作。1949年4月下旬,参与接管南京,任南京文化电影局军管放映团第三电影队队长。后任大华电影院总务股长,其后历任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电影科科长、经理等职。1983年离职休养。现居江苏南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根本法,为以后的民主建设和制宪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带领苏区军民进行土地革命,领导广大农民开展烧田契、打土豪的斗争,打破了统治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让穷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
刘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原来,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东北旧部杜重远、李杜,表示愿在西北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托李杜帮忙寻找中共关系到西安会谈。
青松苍翠,碧草如洗,这是一片静谧的墓园。纸张泛黄的履历表,折痕累累的烈士证明书,字迹模糊却饱含深情的家书,它们像一把把打开记忆的枷锁,将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揭开。“瞒了母亲十七年,(朱陶然未婚妻)调到湖州来的时候,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那个邮递员。
站在洞口,记者心潮澎湃,这里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烈士的跳崖处。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为了减小目标,何云带领几位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村附近,还架起电台,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
梅门造,湖南常德人,1933年出生,1949年8月参军入伍,长期从事军队文化艺术工作,多次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奖,5次荣立三等功。这是38军发给梅门造父亲的立功喜报 1953年梅门造荣立三等功一次。
尽管四面环水,出入都需乘船,但山西河曲娘娘滩村87岁的李顺奇仍然坚持住在这个黄河“孤岛”上。李顺奇说,滩皮地费力不高产,下地干活,人和骡子都得坐船,几百米远也得带一天干粮,亩产却只有几百斤。
“我的青春是在战火中度过的。1951年我还不满18岁,毅然投笔从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南京市鼓楼区军休三所老
熊瑾玎,1886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今江背镇五美社区)张家坊村。福兴商号开业后,中央领导人常来这里开会,大都按照当时商人的装扮,穿长衫,戴礼帽。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无疑对包括福兴商号在内的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连襟,是抗日名将张自忠的铁搭档;他是蒋介石赠送“中正剑”的佩剑中将,是毛泽东、朱德通电嘉勉,一级解放勋章的获得者。
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大法官金斯伯格因胰腺癌引起并发症,在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9月20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无奈地向共和党人发出请求:在替补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席位上遵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