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连襟，是抗日名将张自忠的铁搭档；他是蒋介石赠送“中正剑”的佩剑中将，是毛泽东、朱德通电嘉勉，一级解放勋章的获得者。他就是在秘密战线卧底工作20年，为党为国无私奉献一生的张克侠。

　　张克侠作为伪装者，奉命战斗在对敌军事斗争前沿；作为听风者，不断捕捉着党需要的秘密；作为一把利剑，率众起义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他面对种种诱惑，坚定选择了一条“布满坎坷、泥泞、陷阱、荆丛的曲折人生”。他把个人的得失荣辱、青春甚至生命都无私献给了“为人类谋平等幸福”的理想，孤独而秘密地不屈战斗，忠诚地执行党的任务，为了国家和人民奋斗终生。

　　历经艰辛找党成为特别党员

　　1929年7月的一天，张克侠行色匆匆地来到上海静安寺教堂，和董健吾牧师接头，想找到给他来信的共产党员张存实。当时的上海，在经历1927年反革命政变之后，仍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几经等待之后，他终于见到张存实。张存实告诉他一个激动不已的消息：组织上考虑他的入党申请，并将派人听取他的汇报，这几天就要安排见面。

　　不日之后，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张克侠向组织上派来的李翔梧和张存实两位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组织上提出的问题，然后再次写下入党申请书。当时周恩来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批准了张克侠的申请。不久，张克侠获正式通知：“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你不要与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不可以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以后，党中央会与你直接联系，给你分配任务。”“中国共产党正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屠杀，当一个共产党员可能随时掉脑袋，加入共产党是为干革命，干革命是你死我活的，为党牺牲也是光荣的。假如发生意外，你也不要说出你的身份，党会记得你，也将会设法保护你的家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终会胜利，但是，你要做最坏的准备。”

　　已经成为冯玉祥国民军将领的张克侠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这要回溯到他的成长经历中去。

　　1900年农历庚子年，张克侠在华北大地一个普通家庭里出生。他一出生就听到了侵略者的铁蹄声和中华民族的悲号声。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当局提出“二十一条”，尚在学校就读的张克侠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积极参加抗议活动。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遭受着日本的任意宰割？这成为他思考人生命运的起点。

　　张克侠中学毕业后毅然决定弃笔从戎。“时局混乱，国家多难，这是事实。而我们来学军事，就要有安邦定国的志向，就是为了救国为民，以后的难关还多着呢！不能气馁，应该鼓起勇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他在军官学校就读时和同学的共勉，展示了他人生坚定的理想和抱负。1924年春，张克侠听到孙中山向全国招募军事人才的消息后，只身到广州北伐革命大本营，在陆军讲武学校任教官，后任队长。他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等。

　　张克侠十分向往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于是1927年春辗转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和左权等共产党员关系密切。苏联一年多的学习，让他坚定了自己一生的信念：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从苏联回来后，张克侠初心不改，入党决心更为坚定，他不断和张存实联系汇报。收到张存实的来信后，他只身一人千里迢迢地去寻找党。他一路艰辛，乔装打扮，躲过多个盘查监视的危险后找到了党组织，终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面对当时革命形势任务，满腔热血的他热切渴望去苏区工作，但党组织考虑到他在西北军中的优势，安排他“帮助这支军队提高素质，培植革命思想，以便将来为反帝反独裁的解放斗争服务”。

　　回顾入党时，张克侠写道：“我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即是我的需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将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党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一封情报救了上万党员志士

　　在派系林立庞杂的国民党军队中，张克侠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及教育经历：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而入“保定系”；1923年进入冯玉祥部成为“正宗”的“西北系”，更为重要的是冯玉祥夫人与他的夫人是姐妹；在黄埔军校前身之一的陆军讲武学校当过教官而进“黄埔系”；在南京陆军大学的学习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关系圈。他是“委员长的学生，和冯副委员长是亲戚”，这些经历，为他长期潜伏造就了坚实有利的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张克侠在陆军大学期间，就经常与张存实联系，为党组织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和军事书籍。张存实还介绍共产国际的同志找张克侠，张克侠则推荐弟弟前去做其助手工作。

　　七七事变前夕，张克侠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积极筹备着对日抗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召集幕僚研究对日对策，要求各参谋人员提出方案。参谋长张樾亭根据国民党的主张，提出“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张克侠即向党组织报告了经过。中共北方局和刘少奇派人找到张克侠，安排张克侠提出“以攻为守”的方案。方案指出“日本进占华北、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国策，早已确定”，“必须做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宋哲元对此表示赞同，即命张克侠围绕方案积极筹划抗战准备工作。张克侠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前线加强抗日思想教育，聘请地下党员张友渔和温健公等进步教授担任教导团教官。教导团内还有其他地下党员做组织工作。

　　由于宋哲元举棋不定丧失战机，张克侠获悉日军将不战而入城并要“清共”。7月28日晚，他电话紧急告知张友渔说：刚开过会，二十九军决定当晚撤出北平，与日本人妥协，以保存实力，日军进城之后就要“清共”。张友渔立即报告给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党组织决定以最快速度撤退或更深入地转入地下。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救亡团体成员很快撤离北平。事后，张友渔紧握张克侠的手，感叹道：“这一个电话，救了上万人啊！”张克侠自己则因为执行掩护任务，被困于城中，躲藏在北新桥一位朋友家中，对外宣称是“粮店老板”。后在内弟李连山的陪同下，历经各种盘查风险，巧妙地化装逃出险地。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将国民党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当局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执行。6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平江惨案并密令清除异党，张克侠迅速通知中共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组织转移，掩护县委领导同志成功脱险。张克侠充分发挥着特别党员的关键作用，力挽狂澜式地挽救了众多党员同志的生命。

　　与张自忠再赴抗日前线奏凯歌

　　1937年北平沦陷后，张克侠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他为民族和国家的遭遇悲愤不已，为自己身为一名军人却没能保卫北平而懊恼不已。这些都化作了他不屈与前进的动力。1938年，张克侠随冯玉祥来到武汉，见到领导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他与当时的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取得联系，听取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指示，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力量，并按照党的指示在国民党军队中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昔时饱受非议的张自忠将军，在经历多种审查之后，重回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军担任军长，第一时间想到与他出生入死的参谋长张克侠，多番致电冯玉祥，力邀张克侠和他再度共事。张克侠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党组织，请示党的安排和决定。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党同意并鼓励张克侠前去抗战。1938年2月25日，他在日记上写下：“余为后退及国恨，三次流泪，此后，可不复流泪矣”。2月27日晚上，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普海春饭店亲自为张克侠秘密饯行。党的温暖、同志的关心让即将重归战场的他受到极大鼓舞。翌日，他即奔赴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张克侠多次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精通战术兵法，对中日之间的战争有着深刻认识，写下了《国际问题的透视》《抗战半年之军事》《卢沟桥抗战》《我们需要迎战》《持久加强国共合作增进大团结》《将来对日策略及战略战术改革》《由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说到抗战前途》等文章。他既富有教育训练的经验，又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戎机。在台儿庄大战中，他协助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痛击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在炮火中立下赫赫战功，在抗日战场上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和人生抱负。

　　张自忠称赞张克侠：“真是良师益友，也是全军之幸”。曾写下《中国的战歌》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对张克侠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外表清秀、高雅、才华横溢，判断准确。给人的感觉是聪敏过人，没有幻想，以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未来……

　　在“二张”合作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有人告密说张克侠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张自忠迫于多种压力，让张克侠暂避一时，去举办干训班为部队补给人员。遗憾的是，1940年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壮烈牺牲。消息传开，张克侠痛恨不已。为了纪念张自忠将军，张克侠在驻军地创办了自忠中学，聘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为骨干教职员，使自忠中学坚持了民主、进步的办学方向，为抗日事业培养了众多革命人才。

　　牢记使命不断厚植革命力量

　　党的安排和指示，就是张克侠的使命和任务。到西北军中去改造军队，为革命积蓄力量，是他入党时给他的重任，张克侠始终牢记这一使命并坚决地执行。他多次兴办教育，潜移默化地传播党的思想，并将党的力量不断培植渗透到国民党军队中去。

　　抗战期间，张克侠转战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大力支持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和发展壮大抗日军队，对团结抗战起到很大作用。他利用自己身份，积极贯彻执行共产党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方针，在国民党二十九军的派系间做了大量弥合工作，并尽力创造条件，直接或间接支持掩护地方党的工作。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张克侠冒着被迫害的风险赶赴张家口，担任抗日同盟军高级参谋，后又任干部学校校长，训练各地投奔而来的青年官兵。在校期间，他揭露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痛斥日军的侵略野心，鼓励学员反蒋、爱国、抗日，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战。

　　1935年，张克侠与王世英、彭雪枫、杨秀峰、萧明等共产党员联系或合作，在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创办教导队。在队中，他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号召，在学生中吸收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教育、民族教育和军事训练，不少人后来都成长为党的革命干部。

　　1938年，在张自忠支持下，张克侠筹办干训团，招收学生，并选拔士兵受训。为改变军官的政治素质，他报请叶剑英，请党派出教员并代招学生过来，曹荻秋、郑绍文等党员受命来校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紧锣密鼓、调兵遣将、筹划内战。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张克侠根据党的指示，认为必须利用自身条件，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和平阴谋的斗争。1945年9月，张克侠到信阳、徐州一带处理接受该地日军投降事宜。他向同行的何基沣、尹心田、刘鸿书等将领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未来，建议他们坚决不同新四军交火。他还根据当时的任务要求，宣传和平主张，策动原西北军将领刘汝明、李兴中、吴化文、孙良诚等不为蒋介石卖命，为党的革命事业营造了良好环境。

　　前线举义打开淮海战役胜利之门

　　1946年夏末的一天，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一辆轿车驶近冯玉祥公馆附近的一座公园。此时的张克侠借着给冯玉祥出国考察送行的机会来到南京，躲开了多个跟踪后，正在焦急中等待。当车停在面前时，张克侠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周恩来。迅速上车后，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克侠同志，辛苦了！”一声亲切的称呼，让长期潜伏的张克侠倍感温暖、激动不已。

　　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南京街头上的这次会面格外珍贵。张克侠将当前徐州地区特别是第三绥靖区的基本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谈到今后的工作打算和组织起义的问题。周恩来指示说：“现在，要多向国民党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地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张克侠说道：“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都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这次和周恩来见面，对于张克侠来说，不仅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明确了下一步军事斗争的策略和方向。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在国共双方鏖战之时，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率领2.3万名官兵，在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按计划让出河防，打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解放军直捣徐州，切断国民党黄百韬的退路，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胜利。9日下午4时，毛泽东接到起义成功的电报，拿着电报，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对他说，张克侠、何基沣率军起义成功了，淮海战役多了一分胜利把握。此次起义，可以说是张克侠面对复杂险恶局面，独立作战，奋力支撑，发挥了攻心策反、兵不血刃、四两拨千斤中机智取胜的独特作用。

　　张克侠从1929年秘密入党，到1948年举义显现，潜伏近二十载，忍受着可能出现生死离别、却不允许把内心秘密向亲人诉说的痛苦，不露声色而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忠诚于党、为国为民、团结抗战，关键时刻，他揭竿起义，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

　　当时有报道评论说道：“张克侠自1929年至1948年的20年中，一直潜伏在国军中，官至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他与中共的秘密联系一直未被识破，而且他在徐蚌会战（注：即淮海战役）率部投共前曾与周恩来在南京街道上会见密谈，也未被发现，可见他们的潜伏活动相当成功。”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克侠的党员身份予以公开公布，全面客观地描述了他卧底20年艰辛而卓越的工作：

　　张克侠同志，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大革命时期由西北军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8年在校曾请求入团入党，但因当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西北军首脑冯玉祥也叛变革命，本人为西北军所派，故未被批准。回国后即在冯玉祥处任职。在冯、阎反蒋战争时，本人1929年赴沪，得由张存实同志介绍入党，并负责党的任务回西北军工作。此后因党未派人联系，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33年因公赴沪，复通过张存实同志与党取得联系。后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曾参加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工作，与党保有联系，同时与第三国际一位马同志有工作关系。陆大毕业后，历任第二十九军及五十九军参谋长等职，在二十九军曾掩护我党在该军工作，在五十九军曾与王梓木同志通讯联系，抗战初期在武汉与我周、叶、陈诸同志联系，至1940年后曾中断。自卫战争开始后又与党取得联系，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上述情况，经张存实、王梓木、肖明、徐冰、叶剑英、曾志等同志分别证明属实。据此，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1929年入党以来一直与党保有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