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智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不仅要同病毒作斗争，还要与阴谋论作斗争。
在2月20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西方个别人和媒体猜测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是一家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在这个时候，个别人和媒体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荒谬无知。他呼吁，疫情面前，需要用科学战胜愚昧，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共同反对、抵制阴谋论等“政治病毒”。
世卫组织负责人近期多次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产生或系制造生物武器所致。世界上很多知名医学专家也都认为，所谓“实验室泄露”或“生物武器开发”等说法毫无科学依据。
实际上，无论是生化武器亦或是基因武器，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曾经的人间惨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国家开始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英德法等国一共释放了12.4万吨化学战剂。
在1915年4月22日伊普雷战役中，德军第一次使用了毒气：6公里宽的前沿阵地上，5分钟内德军施放了180吨氯气，约一人高的黄绿色毒气借着风势沿地面冲向英法阵地。这股毒浪使英法军队感到来自鼻腔、咽喉的痛，随后有些人窒息而死。据估计，英法军队约有15000人中毒。
在1918年10月，希特勒就是因为受到芥子气这种糜烂性毒剂的攻击而短暂失明；有数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化学武器战剂而造成的非致命性伤亡约117.6万人，至少有8.5万人死亡。
1935年到1936年期间，意大利疯狂地向埃塞俄比亚的江河田野中投放毒物，并在战场上大量使用芥子气，让根本不具备任何防化能力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瞬间丧失了抵抗能力；
1939年，日本陆军毒气战部队在中国北方使用了让人皮肤溃烂的“糜烂剂”（黄弹），以及刺激伤害人体呼吸器官的“喷嚏剂”（红弹），给中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1968年3月13日，美军曾利用VX（神经性毒气）在美国犹他州达格韦试验场做过相关试验。一架F4战斗机携带两罐VX毒剂，并向一片没有标记的地面洒下。但其中一个罐子出了故障，残留有9.07公斤的毒剂。当这架战斗机飞离既定航线时，残留的VX毒剂泄漏出来，这些VX毒剂随风飘落到距离试验场32公里处的颅骨谷地，在此放牧的6000多只羊因此中毒死亡。
图为1995年3月20日发生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日本警察准备对奥姆真理教总部进行搜查。来源： 新华网
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曾震惊全球，这也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由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发动的这起恐怖袭击造成13人死亡，近6300人受伤。沙林是常见的军用毒剂，按其伤害作用分类，属于神经性毒剂，可以麻痹人的中枢神经。其毒性之大令人胆寒，通过呼吸道吸入55~100毫克/立方米，或是皮肤接触1.7克的沙林后，便可能在1~15分钟内引发死亡。
以上这些人间惨剧中，无论是芥子气亦或是VX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是通过爆炸的方式释放有毒化学品，这些有毒物质统称为化学战剂，素有“无声杀手”之称。
以化学战剂来分类，可包括神经性毒剂、糜烂性毒剂、全身中毒性毒剂、失能性毒剂、窒息性毒剂等，此外还有一类是有部分剂型可以警用的刺激性毒剂。
神经性毒剂主攻人体神经系统，主要剂型有塔崩、沙林、梭曼、VX等，可通过吸入或皮肤吸收；糜烂性毒剂主攻人体组织细胞，可导致组织细胞坏死溃烂，主要剂型有芥子气、路易斯气等；全身中毒性毒剂主攻人体的细胞氧化功能，主要剂型有氢氰酸、氯化氢等，可通过吸入吸收；失能性毒剂主攻人体运动、平衡功能，主要剂型有毕兹等，可通过吸入吸收并造成共济失调等症状；窒息性毒剂主攻人体呼吸系统，主要剂型有光气、氯气等，可通过吸入造成肺水肿等症状。
化学武器不仅种类多毒性大，而且极易获取，难以禁止。
尽管根据1997年4月多国缔结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军事大国已经承诺销毁全部化学武器，但由于这些化学战剂有很多本身就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或反应前体，诸如光气、氯气等，各大军事强国每年的民用化学工业依然要制备和使用数百吨到数千吨此类化学战剂。
此外，化学武器又被称为“穷国的原子弹”，由于造价低廉和技术门槛不高，使其在国际黑市上都能买得到。对于小国、弱国而言，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研制核武器门槛太高，强劲的研发实力和雄厚的资金支持难以具备，这使得化学武器备受其青睐。
化学武器，重在震慑
就是这样杀伤力巨大又易获取的化学武器，一战后就少出现大国战争中了，除了二战时候，日本军队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本土上使用。
一是使用化学武器势必失去道义的支持。
这源于一系列国际规则的制定。1925年《日内瓦公约》签订，其中对于战争中对他国使用窒息性、毒性气体武器以及其他细菌战术的行为明言禁止。1993年1月13日，国际社会又缔结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此公约于1997年4月29日生效，其核心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内尽早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及其相关设施。
所以在现代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会受到国际公约的限制和舆论的谴责，没有人想主动当“靶子”。
二是化学武器不仅伤人也伤自己。
英国《每日邮报》指出，没有哪支军队愿意禁用威力强大的武器，同意禁用的往往是不好用的武器，化学武器属于后者。“它反复无常，会对使用者反戈一击。”
化学武器的杀伤作用不会在毒剂施放后立即停止，杀伤范围非常广泛。1943年12月，意大利战役期间，美军运送化学武器的约翰·哈维号货轮被德军空袭炸沉，储运的2000枚芥子气炸弹泄露，近千盟军士兵死亡，受损害平民超过5000人。
三是化学武器的军事价值在不断降低。
纵观历史上所有化学战记录，对于化学武器释放的限制也是相当大的。比如1915年1月31日，德军向俄军阵地发射了1.8万枚含有液态甲苄基溴（一种催泪气体）的炮弹，结果由于气温太低甲苄基溴全部冻住了，根本没有气化，放毒的目的没有实现。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化学武器的防护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毒气的克星木炭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俄罗斯著名化学家捷林斯基发现，前线士兵遭遇毒气攻击的应急方法之一是将头钻进松散的泥土中，经过泥土吸附和过滤，救了许多人。最终经多次试验，以吸附力较强的木炭作为材料，防毒面具就这样诞生了。
此外，对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防护设备齐全的现代军队而言，化学武器的威力并不像过去那么大。因为拥有“三防器材”（防止核生化三类武器的伤害）以及洗消作业，对于现代军队已不是新鲜事。这些器材被广泛用于防核、防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袭击的侦察、防护、洗消和急救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化学武器的破坏力。
化学武器现今存在的意义最主要是威慑。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德法三国默契地封存了它们剩余的化学武器。纵观整个二战，同盟国和轴心国都没有真正使用化学武器，虽然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化学武器的“青睐”，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在对德国有可能入侵的问题上，丘吉尔曾对内阁表示“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化学武器”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未付诸实践。毕竟，双方的化学武器很好地威慑了彼此。
所以，说目前经历过的非典亦或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化学武器，绝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易反噬的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我国古代汉匈战争中，由于汉军攻势凌厉，匈奴军队在谋士的策划下，将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道路和水源上。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生物战”的最早记载，也是“生物战”的雏形。
时至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德军间谍携带生物战剂，秘密地赶到英、法联军的骡马集中地，在骡马饲料中撒入生物武器——马鼻疽杆菌，几千匹骡马因而得病死亡，从而影响了英、法联军的军事活动。
1936年，日军在哈尔滨扩建细菌武器研制机构，大规模研制生产细菌武器，这一举动所造成的死伤更是不计其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生物战确实是以细菌为主要或唯一的战剂。不过现今作为现代生物战剂的病原体微生物及毒素受到公认的已有6大类，分为：细菌类，如炭疽杆菌战剂、鼠疫杆菌战剂、霍乱弧菌战剂；病毒类，如黄热病毒战剂、天花病毒战剂等；以及立克次氏体类、衣原体类、真菌类、毒素类。
在这些战剂中，诸如炭疽杆菌、腺鼠疫杆菌、天花病毒等战剂在无卫勤监护情况下致死率高达30%到50%，甚至可达90%以上，属于致死型生物战剂。而另外一些致死率较低、却可以导致患病者丧失劳动能力并极大消耗社会资源的，属于失能性生物战剂。
然而别忘了，这样的生物战有一个致命缺点——无差别性。细菌、病毒才不分你是敌军友军亦或是平民，一律感染。
所以，生物武器的病原体选择并不简单——
首先要可控可防。一种无法防护的病原体对于使用者同样危险，只有使用者本身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能够有效防御的病原体，才能用于生物武器，否则的话容易“偷鸡不成蚀把米”。
比如在1939年与苏联的诺门罕战役中，日军曾试图投放病菌污染水源，结果却因为自己的防疫能力还不如苏联，反而导致自己的染病人数远超苏军。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是频繁的，一个人可能在几天之内便环游世界，使用病毒武器更有可能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如果不能控制病毒的无差别感染，所谓的病毒生物武器就没有任何使用的可能。
其次，高致死性，中、低传播性的病原体才是首选。毕竟，为了避免其传播超出预想的作战范围，同时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造成感染者的伤亡，才能发挥最大的军事价值。
1979年，苏联曾发生吸入性炭疽事件，至少79人感染，68人死亡。而从2001年9月18日开始为期数周的、针对美国的生物恐怖袭击所采用的也是致死型生物战剂的炭疽。因炭疽杆菌毒力极强，人感染后发病急、进展快，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炭疽病死率都非常高，尤其是肺炭疽。
2001年炭疽杆菌袭击事件中，装有大量炭疽杆菌粉末的信封
有针对性的基因技术
基于这种状况，不少阴谋论者跳出来：当下发生的，有可能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的新型生物战剂，也就是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是指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致病微生物的基因编码，而研制出的新一代生物武器，能够从基因层面对敌发动攻击。简单来说，基因编辑技术就相当于一把基因“剪刀”，可以按照主观意愿将一种生物的基因片段“剪接”到另一种生物上，从而改变其生理特征。
诚然，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几乎所有的先进科技都会首先应用到军事领域中，基因技术也不例外。比较热门的基因武器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是致病或抗药的微生物。即利用现有的生物技术对某些特定细菌或病毒等进行基因改造，通过人为敲除或插入某些基因片段，从而培育出新的致病微生物或新的抗药性很强的病菌。
但这种依旧具有无差别性，而且有反噬的可能，因为病毒的基因组在增殖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刻刻自动地发生突变。从病毒的结构来说，蛋白质的外壳包裹着DNA或者RNA链条。若想繁殖首先要进入一个宿主细胞，利用该细胞内部的DNA和RNA，以及酶进行转录排列氨基酸和脱水缩合成肽链，然后肽链再交联折叠成蛋白质。而病毒复制中的自然突变率极高，外加各种可提高突变率的物理、化学诱变剂，如温度、射线等的作用，均可诱发突变。况且这还只是进入一个宿主细胞。
另一种则是所谓的“种族武器”。理论上可以针对特定种族或族群的独特基因位点设计生物武器，从而确保某些细菌或病毒只对特定人群产生易感性与强致病性，它既能有效有精准打击敌方，又能使己方部队免受伤害。这也是阴谋论者经常使用的论据——无论是非典病毒亦或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国人或者黄种人发病及死亡率高。
那么只针对某个人种的基因武器真的存在吗？
种族武器，没那么容易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9月披露一则秘闻：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种炸弹”。
2017年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有人在有目的地采集俄罗斯人的生物资料。据报道，采购方是美国空军，一些俄国专家怀疑，美军这一行为与开发基因武器有关。
图为央视新闻截图
与造价昂贵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杀人不见血的基因武器的确有着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方面是性价比高。有估算，用5000万美元建造一个基因武器库，其杀伤效能将远远超过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
另一方面，靶向性高，难以防治。由于基因武器只对某种特定人群具有杀伤作用，因此无法通过常规手段检测出毒性，且没有任何药物可以修复受伤害的基因。同时，由于基因武器是“剪”出来的新病毒、新细菌，遗传密码只有设计者才知道，被攻击一方很难及时破译并研制出新的疫苗与之对抗。
战争上的优势显而易见，但“人种武器”是把双刃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指出：“可以拯救生命的发现有可能带来危险的滥用。”基因技术能改良、改造物种，也就必然能破坏、毁灭物种；能创造有益于人类的物种，也必然能制造出威胁人类的物种；对人类有治疗作用，其反作用必然是对人类的杀伤。
不过，种族武器的实现也没这么容易，毕竟人类基因差异性有限。
虽然某些疾病的发生确实是有明显的种族特异性的，比如第11号染色体上的一种变异基因会增加苏格兰人患结肠癌的风险，但对日本人却没有影响；或糖尿病也与不同人种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但实际上人种或种族是社会学概念，并没有什么生物学方法能够区分一个人的种族。一些基因标记只是在不同种族中出现的概率不同，在某种族中出现的概率高，并不代表不会出现在别的种族。比如，镰状细胞性贫血是一种有意义的生物学特征。在美国，它通常（错误地）被认为是一种“黑人”疾病。实际上，尽管镰状细胞性贫血在西非和中非血统的人群中患病率很高，但它在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及地中海和印度的部分地区也有很高的患病率。
要使基因武器具有真正的实战威胁意义，需要其可以识别人种的基因差异，然而以目前的情况及相关技术，专门定位到中国人或者黄种人的基因缺陷，从而研制基因武器，并不具有现实性。
此外，中国生物学家在SARS爆发后，分离了SARS病毒，进行了完整的基因测序，并公之于众。多年来，无数科学家对它的基因序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的基因序列有任何人为改造的痕迹。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中国人？
可能还会有人质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是疫情的原发国家，而病毒不会“飞”。
SARS最早爆发在中国的广东，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教授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发现，SARS病毒的基因与来自云南山洞里的菊头蝠99%吻合，果子狸只是病毒的中间宿主。
但在2003年之前，中国面对这种病毒型的传染病，是没有大规模防控的经验的。最初的病人隔离措施做得不够到位，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自己本身的防护都没有到位。因此，最早出现SARS聚集性爆发的地方是在医院，甚至有医生和护士牺牲在防非的前线上。此后，SARS开始从广东省蔓延到了全国的其他省份。
而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在武汉，传播途径则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病毒要存活就必须寄生在动物或者人体，而国外感染的病例均是由于感染者坐飞机将病毒带到其他地方，病毒并没有办法自己漂洋过海，物理及地理的阻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病毒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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