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作者：国家发改委国经中心研究员，教授级高级经济师 萧新桥

　　回顾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在特定时期内制造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集聚效应，先后形成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制造中心，他们都曾经和正在创造着辉煌的制造业成就。每一轮工业革命都对各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际间分工模式和与之对应的国际生产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向后发经济体提供难得的真正能实现经济技术赶超的“第二机会窗口”。

　　21世纪世界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是全球一体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日益广泛、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由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竞争转变。基于此，建设制造强国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制造业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挑战和关键路径选择。

　　一、现状与短板

　　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由大到强的转型升级中，仍存在不少的短板。总起来看，可以概括为，“三高+三低”特征。

　　（一）规模巨大但生产率较低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先后赶超了英德日美，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由1994年不足4%增加到2015年的26.74%，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7倍多。客观来说，制造业规模巨大但以生产率相对较低且以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为主，亟待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

　　（二）研发投入增速快但基础支出比重低

　　2018年中国研发（R&D）经费达到19677.9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增速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时也领先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但2018年决定国家原创力的基础研究经费却仅占研发经费比重5.7%，占比不足美国的二分之一。

　　（三）资源能耗高但创新产出低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总量在1996-2014年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期，2014年我国制造业每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能源使用量是英德美的130%至220%，且与英德美以天然气为主要的消费能源结构存在很大差别。但与此同时创新产出方面却较低，根据彭博社发布的2018年国家创新力排名可知，我国仅排在第19位，明显落后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

　　二、挑战与机遇

　　全球生产分工的内容与形式一直都在发生着重大演化，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体系，特朗普政府的“搅局”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部分西方国家公开把我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试图在地缘上围堵、在规则上钳制、在发展上迟滞、在形象上妖魔化中国，使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趋势

　　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推动了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促使全球产业链出现重构，传统“微笑曲线”发生变形，国际分工出现新格局。

　　这对我国既是巨大挑战，也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会窗口”，抓住智能制造这个核心，加紧实施创新驱动，推动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转型升级，努力实现我国主要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

　　（二）全球经济面临的新态势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控制产业链的研发和市场营销的两端，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出现了“产业空心化”趋势。与此同时，随着人工、资源、能源和环境成本的上涨，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加工制造业正梯次向越南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

　　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等现象抬头，致使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欲以贸易保护主义重振制造业，但贸易战溢出效应将趋势性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我国经济面临着如何通过产业持续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挑战。

　　三、特征与优势

　　新工业革命下，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实现高质量发展拥有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优势。

　　（一）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基本支撑

　　我国拥有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这是企业构建完整、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体系的有力支撑。我国有高端、中端、低端产业，并且都已经形成完整、互补的产业生态体系，有助于系统内企业开展横向联合与纵向协同，促进优势企业的强强协作，发挥制造业与周边的配套企业、配套系统之间的系统性联动和系统性集成能力，依托这种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我国制造企业能够快速地将新产品进行商业化生产，实现技术赶超，而且在供应链成本上获得优势，这是相当多国家的企业短时间难以比拟的。

　　（二）巨大的市场需求是最大动力

　　巨大的内需市场能够支撑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新标准的形成，这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的得天独厚优势。大市场有利于产生规模经济，有利于新产品、新业态快速成长壮大，尤其对于主导尚未确立技术标准的新兴技术，可以促进“中国标准”形成，并力争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掌握话语权。此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形成大联通的要素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促使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三）独特的举国体制是重要优势

　　回顾世界工业强国的发展史，没有一个落后国家不是依靠政府的支持、保护而发展出强大的产业的。许多产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投入大、回报期长，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不仅能够弥补产业研发投入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幼稚产业获得足够的市场，使产品在不断迭代中提高技术和质量，从而逐渐达到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我国科技攻坚的独特优势，今后在一些重要领域、关键技术上，要因地制宜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卡脖子问题。

　　四、思考与建议

　　当今，任何“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是短暂的历史倒退，我们必须在战略上藐视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不平凡路程，使我们更加坚信我国的发展前途是长期向好的，更加清醒认识到前进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更加自觉地转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情，化贸易战的外部危机为倒逼创新的内部动力，走出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

　　（一）通过以提升价值链层次为核心的质量变革，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工业革命形式上对传统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等产生颠覆性影响，实质上将重构全球产业价值链。

　　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目前尚不具备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必须从某些占据优势的特定领域和区域突破。通过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投资规模，深化技术合作与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积极培育具有全产业整合能力的区域性价值链“链主”，这是决定着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点。建议建立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投入机制，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大研发投入以突破原创性技术，培育一批在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基础原材料上占优势的企业，扶持一些真正把握产业发展主动权的企业，打造自主可控的价值链。

　　（二）通过以夯实供应链基础为主线的动力变革，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美国对我国一些企业断供的事实证明，供应链能力将成为未来产业做优和企业做强的核心竞争力。

　　全面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在美国已成为跨越党派分歧的共识，贸易战向更大范围内延伸，我国存在着较大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而这必然影响新技术发展，导致全球生产率下降，也必将影响“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建议积极应对供应链断裂危机，防范其对经济社会的大冲击风险：一是近期，推进中美经贸谈判，防止价值链部分或完全断裂，预防造成极端不利后果。二是中期，对于微观企业主体，应该积极加强供应链管理，避免供应链断裂，并做好相关应急预案。三是远期，以骨干企业为主导，加大投入进行基础研究，夯实供应链基础。

　　（三）通过以培育产业链生态为平台的系统变革，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多领域、多学科、全方位的创新是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以及要素效率提升的关键，高铁就是例子。建议通过系统集成建立我国产业链生态的一种新机制：围绕创新技术转化和应用来培育产业链，建立新型创新联合体，打破部门、行业、院校、企业的体制壁垒，以跨领域开放式创新平台为核心，构筑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学研用联合攻关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形成“政产学研”协同合作的创新生态系统。

　　（四）通过以推进区块链应用为抓手的效率变革，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代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传输的成本和效率问题，第二代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的历史使命是，让价值传递也能像信息传递一样低成本高效率进行。目前全球范围内很多政府机构、组织、大型企业都已部署区块链技术应用。

　　区块链最大的商业价值潜力其实是在制造业，能够有效解决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价值互信问题，实现对既有制造业商业模式的重构。建议政府明确清晰的区块链产业政策，从顶层设计推动区块链标准体系建设，引导并规范区块链技术、标准、研发、示范性工程等，特别是对区块链应用的监管和放权并举，推动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在市场中良性发展。同时，通过联盟加速区块链标准的制定，占领区块链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目前，全球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技术体系、创新制造模式和市场竞争格局迎来了重大变革。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希望借助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改造传统生产模式、打造新的业务部门、催生新的主导产业，从而重振制造业并占据未来制造业的全球制高点。我们也要抓紧推动以上四个变革，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