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楼道里特别黑，安妮的手指轻点着楼梯扶手，扶手褪了色掉了漆，手指稍微用力就会被硌着有些刺痛。最令她不安的是楼下突然传来的走路声，尤其是沉默的、脚步轻缓的，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安妮第一次租房子，上世纪60年代的老楼，在武汉的庆祥里。从前的户主陆续搬出去后，三室一厅、四室一厅都被改造成了小单间，三家人共用一个防盗门。房间隔音很差、门锁也没有一把像样的……提心吊胆地住着，安妮动了买房的心思。

　　安妮只是女性购房大军中的一员。某房产服务平台发布的《2019年女性安居报告》显示，北上广深等12个一、二线城市中，46.7%的购房者是女性。

　　新《婚姻法》规定，婚前房产属于个人财产，这些女性买房故事与安全感有关，也是自我实现的投射。

　　租房的烦恼

　　2009年，安妮大学毕业考进事业单位。那时，武汉还没有通地铁，租住的地方，她首先考虑是通勤时间，庆祥里这处租房步行到单位只有600米，房租600元，占掉工资的五分之一，已是她能接受的上限。

　　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肉眼可见的破旧。房间的墙很薄，她能听到隔壁电视放送的节目，邻居们的谈笑吵架声。每个房间的厨房只有两平方米，冷不丁转身，蟑螂老鼠就在眼前窜过。

　　航拍上海最大的棚户区——张桥。蒋一超 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安妮爸爸不放心，来看女儿时把房间的锁芯换了，房东打不开她的门。于是接下来两年的许多个夜晚，安妮都在等房东领来的看房客。

　　房东一直想把房子卖了，但要价高，银行又不愿对房龄30年以上的房子放贷款，就一直拉锯着没卖成。

　　那时武汉的房价不算高，安妮的同学在二环买的房子5800元/平米，月供一千多元，不比租房贵多少。

　　工作第一年，安妮回县城老家过年时，和父母提了买房的想法。她手头的积蓄不多，如果父母能支持她出首付，她来还贷款，买房计划就会顺利许多。

　　没想到，她的想法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女孩子买什么房子，没结婚就租房，结了婚就住老公的” 。家里亲戚也劝安妮，“租房过一辈子完全可行，老了回家养老。”

　　在安妮的老家，年轻人多数去了外地，二手房几乎无人问津。亲戚将房子租给陪读家长，五年没有涨过一分钱。这使得安妮的父母坚信，买房不着急，眼下更没必要。

　　安妮决心靠自己。但没等攒够首付款，房东就把房子卖出去了，她一周内必须要搬走。安妮赶紧联系中介，中介回说，房东可以退一部分房租，搬家期限不能改。

　　最糟心的是，中介手头也没有闲置的房源。第二天上班，安妮同事纷纷帮她出主意，打听了一圈，只有一个临时工因为要回老家，空出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领导看她困窘，提出单位有个房子今年刚粉刷，一个月租金800元。

　　安妮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那间房子在顶楼8楼，早年分房时没有人愿意挑选，所以剩了下来。房间还在通风，三面白墙，家电家具一应俱无。因为属于国有资产，不能自己改造或装修。

　　相比原来的老楼，这里楼道有灯，也配备了监控摄像头。但楼层实在太高，安妮每次提溜重一点的东西，都要爬三层歇一次。

　　有一年冬天的晚上，老鼠咬破塑料纱窗，钻进了安妮的房间。整晚，她都不敢关灯，屏气凝神地听着“吱吱”的响动，判断老鼠的位置，距离自己的远近，不知不觉睡着了。

　　城市人的焦虑

　　上学时，安妮一直憧憬租一间向阳的房子，阳台宽敞，种上花花草草，就像安妮宝贝小说里写的那样。

　　武汉夜景。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 摄

　　但工作后她发现，房子不好找，条件好的租金很高，隔几年还要噌噌上涨。她租的单位房子，每三四年按市场价评估一次，租金从800元/月上涨到1500元/月。武汉的房价，并不像家人们想的止步不前。

　　安妮大学时在报社实习，记者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房子。有人在内环内买了一套，打算再买，父母不同意，他劝道，“现在来看1千块钱很多，是老家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0年后，可能只够吃一顿像样的饭菜。”

　　安妮也这样劝过爸妈，磨破嘴皮子却收效甚微。房租逐年增加，她的焦虑是父母在小城里未曾体会过的。

　　安妮在体制内工作，拿的是固定工资，也不方便兼职，打定主意买房后，省钱成了她的生活常态。

　　当期杂志20元，迟一个月只要5元；以前安妮很喜欢读纸质书，搬一次家要打包200多本，现在她都是在书店倚靠着书架把书读完。

　　上学时花父母的钱，每次去化妆品店都要“尝新”，洗面奶、沐浴露同时买三四种换着用，很多没用完就过期了。开始省钱以后，“不把洗面奶用到空瓶绝不换”。

　　2012年冬天，安妮回老家过年，亲戚的女儿换了新款的iPhone手机，外壳镶嵌着银光闪闪的装饰品。大家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安妮羞于掏出机龄三年，掉了漆的塞班手机。

　　她忍不住陷入自我怀疑，过得这么“委屈”值不值得。

　　但看看购房群里热烈的讨论，她又不觉得孤独了，甚至有“一丝骄傲”。

　　群里有个姑娘，比她小一岁，在武汉做文员，“大龄未婚”住在哥哥家，每个周末都去看房。她买得起的，哥哥看不上，哥哥看得上的，她又嫌太远了。僵持了几个月，她执意买下核心地段高层公寓里正对电梯门的小房间。

　　看到女孩买完房一个人躲到江边哭，安妮很受触动。“父母、嫂子都劝她早点嫁人，但买房要比随便找个人嫁好得多”。

　　2015年，工作6年的安妮终于攒够20万首付款，在同事陪同下看了十多套房子。每次看房，她都像去赶一次会议——一进门，就掏出笔记本仔仔细细地记下每一处房屋信息。

　　那年各个大城市的房价都在疯涨。从北上广回来的年轻人成了购房主力，他们下手果断，看过一两次就交付定金。

　　最终，安妮在同事的建议下购入靠近三环、配套成熟的学区房。那是一个“月光盘”，买入时只剩下20套。

　　“安全感”

　　身为“外地人”，孙萌总有一种漂泊感，似乎买房才能终结这种状态。

　　2012年，她大学毕业后留京，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法务。眼见着在北京买了房的同事，状态明显更松弛，不太纠结要不要退守老家，或是到了年纪该相亲之类的问题。

　　她也想要个自己的房子。拿定买房主意后，她固定从每月9千元的工资里拿出6千转给母亲，帮她存下来。想买的东西也都是放进购物车，过了三天再看，通常不那么想要了。周末出去玩，挑的都是不费钱的地方，爬山、踏青，“不会引起购物冲动”。

　　资料图：楼市。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

　　父母起初不支持她买房，但看她这样坚持，也拿出了40万积蓄。

　　2016年，大家都在谈论房子，“买房跟买菜一样，靠抢”，中介门店里挤满了人，出来一波进去一波。

　　孙萌看了快半年的二手房，父母的积蓄，加上她攒的20万，踮踮脚刚刚够五环外一套两居室的首付款。尽管房子只有50平方米，售价150来万，但户型是她喜欢的，明厨明卫，有阳光时在家就可以晒被子。

　　只是看惯了老家120平方米起步的房子，孙萌爸妈看着北京的“老破小”眼里都是沮丧。

　　李颖买房，也是想获得某种安全感。

　　她今年33岁，大专毕业后，先去了福州的工厂，干了不到一年，又转去北京。那半年，她一半时间尝试融入，另一半时间在规划何处谋生。

　　独自一人时，李颖常会“胡思乱想”，想明天会在哪座城市，跟什么人在一起，“迷茫，不知所措”。

　　打工的同事去了珠海，叫她一起，她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在珠海，她格外想家，想着老家28岁的女孩，大多结婚生子，而她“还一个人漂着”。但真回到老家县城，她又有些不自在。最终三十岁时，她去到了省会郑州做美容培训。培训的对象，常常是离异的单亲妈妈，或是老公出轨，净身出户的家庭主妇。学美容培训，她们为的是找份生计。

　　有时候看学员们情绪不佳，学东西迟钝，李颖忍不住悲观地想，“这些事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生育后与职场脱节怎么办？”

　　这些看似无解的问题，将她引向买房的决定。李颖跟男友提起一同买，但对方不同意，说还没有这个计划。

　　在郑州工作的三四年，她手里攒了几万元，剩下的十几万首付有朋友借的，也有问贷款APP借的。尽管每月工资还没捂热就都出去了，但她还是觉得，买房对她，是个加分项。

　　买房的底气

　　随着职场女性比例增加，女性在购房决策中越来越有话语权。中国妇女杂志社发布的2018年《女性生活蓝皮书》，对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在内的约4300名成年女性进行调查，发现她们的个人年收入超过了家庭收入的一半。

　　2013年，从东北一所“985”高校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董静进入北京的互联网行业，正赶上互联网的“黄金十年”，起薪便是其他专业毕业生的1.5倍到2倍。

　　每逢周末、小长假董静都会出门旅行，她了解各大航空公司的会员日，也知道哪天买机票最划算。

　　2015年，董静获得北京买房资格，又赶上公司上市，股票变现，买房顺理成章被列入计划。只是北京房价高，她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老家大连。

　　大连星海广场附近楼房。（资料图） 宋伟 摄

　　董静一家人住在房龄超过17年的老房子，搬进新房子一直是父母的心愿。这套房子，家里出了40万首付，她负责还每月9500元的贷款。

　　那时她税后收入11000元，还完房贷剩余的钱还不够交房租，只能吃股票变现的老本。想着迟早要存钱在北京买房，董静从回龙观商住两用的精装一室户搬家到沙河的简装房，通勤时间从1小时变为2小时，房租降了1500元。

　　她买房的决心很坚定，身边的女性朋友大多也是如此。“当买房是件努努力能做到的事，人就会有想法” 。

　　2018年2月，她攒够了在北京买房首付的钱，同时又感到一种新的危机：这是一个竞争激烈，更青睐年轻人的行业，35岁或许就面临失业的风险。

　　这一年她30岁，犹豫要不要把手里的钱都投资房产。她估算了各种方案：买股票、期货、基金可能产生的收益；买房，首付比例多少抗风险能力最强；现金标准是多少。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买房。北京东城区的一套一室户，公积金贷款120万，每月还贷5900元，小区正对朝阳公园，绿化很好。

　　她仍然租住在西城区的互联网大本营附近，新房以月租4500元的价格租出去了，为的是“现金流更富余”。

　　现在，她很少为失业而焦虑，或者为自己不属于技术行业的天赋型选手而沮丧。“有了房子，好像更容易和自己和解。”

　　置业之后

　　资料图：杭州某住宅楼。郭其钰 摄

　　在遇到现在的先生之前，董静和前男友有过一段关于购房的不愉快经历。对方常暗示，女生婚前买房的负债会影响婚后生活质量。

　　2017年5月，在北京买房之前，两人去三亚旅行，男友看好了海南的一个楼盘，有政策优惠，适合投资。董静去到后，也很喜欢那个楼盘，价格又在承受范围之内，她想单独购入一套，却被男友极力反对， 对方指责她“一点不考虑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如果董静在海南买房，短期内他们很难在北京买房。

　　最终，前男友独自投资了海南的楼盘，董静却没买成。

　　与前男友分开后，董静一度对结婚不抱幻想，直到遇到现在的先生。两人是同行，先生的房子买在老家省会郑州，考虑到以后孩子上学，两人打算近两年移居到杭州。

　　他们又再次面临购房的选择。郑州的房子闲置，性价比赶不上在北京的房子，先生主动提出卖掉自己的房子，作为杭州买房的首付款。

　　2019年，孙萌也将婚前买的房子卖掉，先生家又凑了笔钱，在市区买了学区房。有了孩子后，或许不会把“你的”，“我的”分的很清，看的很重。

　　安妮把新家布置成了安妮宝贝书里的模样，一个房间做主卧，另一个房间做侧卧和衣帽间，阳台兼做书房。

　　她喜欢园艺，新家里一口气种了20多盆花：多肉、吊兰、绿萝、朱顶红、昙花、令箭荷花、虎皮兰。

　　终于再不用跟别人共用客厅，书架贴墙而立，整整齐齐摆放着她的书。从前，它们只能被叠放进房间角落的纸箱子里，不见天日。

　　李颖的购物车里放着精心挑选的欧式家居，她喜欢留意商场里的沙发、碗柜、扫地机，想着家里放哪一块更好看，要怎么去配色。

　　期房会在明年交付，那时李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母接来，住进自己的房子。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