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估计吐血一升……
23日,华为全联接大会2020在上海举办,在开幕演讲后的媒体见面会中,关于近日华为在澳大利亚裁减研发经费和裁员的消息,华为公司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汪涛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从来都不是华为特别聚焦的市场。华为公司历来是把优质资源向优质客户倾斜,用我们有限的资源服务好需要我们的客户,来助力客户的成功,至于某个具体市场,我们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合适调整。
听到汪涛的回答,现场响起一片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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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22日报道,华为澳大利亚首席企业事务官杰里米·米切尔(Jeremy Mitchell)透露,华为在澳研发投资被削减逾1亿澳元,并计划在2021年之前裁员1000人(由1200人减为200人)。
米切尔表示:“毫无疑问,在网络战争中每个国家都是输家,但没有哪个国家损失得像澳大利亚这么大。澳大利亚夹在军事伙伴和贸易伙伴中间。”据华为本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华为在澳大利亚的手机销量同比下降了75%。年收入降低和市占率降低,首当其冲影响的是华为在澳投资和员工数量。米切尔表示,华为“受到的明显损害”将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冲击。
番外一
华为轮值董事长:求生存是华为主线,将使出全部力量帮助供应链伙伴强壮和成长
23日,华为全联接大会2020在上海举办,在“‘5机’协同,共创行业新价值”主题演讲环节中,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面对打压,华为将会使出全部的力量,帮助供应链伙伴的强壮和成长。
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郭平
“华为现在遭遇很大的困难。持续的打压,给我们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求生存是我们的主线。”在演讲开篇,郭平引用大仲马的名言“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我们看到ICT产业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会,政府和企业全面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华为希望能和伙伴一起开创新篇章。”
在演讲中,郭平提到目前对华为的打压主要集中在供应链领域,在做强供应链方面,华为倡导与供应商共同成长,共享收益,“华为将会使出全部的力量帮助供应链伙伴强壮和成长。”“在这里我举一个5G 基站关键部件的例子。讯强电子是一家传统散热器供应商,2016年开始与华为合作, 在5G散热器转型开发过程中,讯强积极投入,在华为的帮助下,实现了表面处理工艺等技术的突破,同时,通过与华为协同,讯强优化了加工工序和物流路径,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供应能力,成本也下降了30%。和华为合作3年,在华为的销售增长超过20倍。华为将持续投入力量提升伙伴能力,同时保障伙伴获得合理收益,与伙伴一起共同成长。”
在演讲结束时,郭平又引用沃尔特·惠特曼的名言“永远保持面向阳光,阴影就会被你甩在身后。”“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2020年,和大家共勉。”
番外二
华为轮值董事长:一旦获得许可,华为愿使用高通芯片生产手机
23日,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华为全联接大会2020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一旦获得许可,华为愿意使用高通芯片生产手机。
在被问到“华为储备的芯片还能支持多久”时,郭平透露,华为在九月十几号才把储备的一些芯片抢入库,所以具体的数据还在评估过程中。目前“to B”(面向企业)业务的芯片储备比较充分,“至于手机芯片,华为每年要消耗几亿个,因此华为正在对手机的储备积极寻找办法,美国的一些制造商也在积极向美国政府申请。”郭平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还表示,一旦获得许可,华为愿意使用高通芯片生产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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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神秘“金刚狼议员团”宣称中国霸凌澳大利亚
13日,就中国驻澳大利亚记者住所遭突袭搜查一事,澳内政部长达顿拒绝证实澳安全情报局(ASIO)曾在6月“讯问”过4名中国记者,但称该机构确实展开过“行动”。过去几年,澳安全情报机构特别是ASIO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大增,其在澳对外交往特别是恶化澳中关系方面,扮演着突出角色。去年,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甚至用“疯子”一词痛批澳情报机构负责人。观察人士认为,澳安全情报机构已从幕后走向台前。“情报机构主导澳中关系,这很不正常。”一位德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说。
荒唐的“金刚狼议员团”
“澳大利亚情报机构最近几年的角色发生很大变化,跳到台前对国家政策进行干预。”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授陈弘13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涉华问题上,有时澳情报机构会主动跳出来发声,有现任情报机构负责人,也有卸任者,由于其过去的政府情报部门背景,反而为其发声加上了“权威”的砝码。
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很出名,去年底,他和另一名澳大利亚议员(詹姆斯·佩特森)访华被拒签,中方当时回应称,“中国人民不欢迎无端抹黑中国的人”。他就是被英国《卫报》称作“臭名昭著的对华鹰派”的澳自由党议员安德鲁·海斯蒂。几天前,一个所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声明宣称中国霸凌澳大利亚,海斯蒂就是该组织里的澳方代表人物。
海斯蒂是澳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去年8月,他发文宣称中国的崛起可能令澳主权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将西方如今对待中国的方式比作当年法国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在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两党在议会的合作机制,委员会定期接收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关于中国的简报。海斯蒂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以来,多次站到台前操纵反华议题。澳大利亚禁止华为作为5G设备供应商,正是他领导的委员会一手推动。
有意思的是,海斯蒂还同其他人(自由党议员蒂姆·威尔逊、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佩特森、工党参议员金伯利·基钦等)组成“金刚狼议员团”,宣称要“大胆反抗中国的势力扩张”。“金刚狼”这个名称与1984年的好莱坞电影《赤色黎明》有关,片中,面对苏联入侵,一群美国青少年勇敢反抗,最终击败敌人,他们的绰号就是“金刚狼”(也译“狼獾”)。对于国家选出的民意代表模仿电影中的美国青少年,有澳学者评论说,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本月上旬,路透社一篇探讨中澳关系的文章也提到澳议会里两党议员组成的“金刚狼议员团”。文章称,两国关系这几年之所以急转直下,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群具有安全情报背景的澳官员造成的,大批这类人员进入澳政坛。
去年8月,当澳总理莫里森选择以亲美反中立场出名的安德鲁·希勒为内阁秘书时,澳媒纷纷议论称,在美中对抗升级之际,澳政府发出了向美国进一步看齐的信号。希勒是澳国家情报办公室副总监,2016-2018年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希勒曾任澳前总理霍华德和阿博特的国家安全顾问。作为澳美军事联盟的支持者,2017年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做证时,希勒宣称中国“有意破坏自由世界秩序及其根基”。路透社称,希勒现在是最能影响澳对华政策的人,他还在推动澳与日本和印度加强合作。
一些退休情报官员也不甘寂寞。去年11月,从ASIO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邓肯·路易斯对媒体声称,中国试图以间谍活动及操弄影响力来接管澳政治体系。针对他的这番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于澳大利亚方面有关人士的类似说法,我们已经多次做过回应了,这里我实在是懒得再重复了。”
邓肯·路易斯的继任者是迈克·伯吉斯。去年8月,当前述海斯蒂的言论引发争议时,伯吉斯说:外国势力的干涉和间谍威胁“非常真切,非常严重”。澳媒称,伯吉斯此人有些特殊,他经常公开讲话,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发声。伯吉斯此前任澳最高技术情报机构通信管理局(ASD)局长,任职期间曾专门提及所谓“中国威胁”。
一个个神秘组织走向台前
澳大利亚情报系统相当庞大,主要由6个“核心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办公室(ONI)、安全情报局(ASIO)、秘密情报局(ASIS)、通信管理局(ASD)、地理空间情报组织(AGO)、国防情报组织(DIO),及4个其他部门(澳联邦警察、澳边防部队等)组成,有说法称之为“10个团队,1个梦想”。
其中,ASIS是名副其实的“秘密”机构。它早在1952年便成立,但直到1975年才被一名议员“说漏嘴”提及,两年后澳政府承认其存在。而ASIO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情报机构,始建于1949年。当时,英美依据《维诺纳计划》所破译苏联克格勃与其国外使馆秘密情报员的往来电文,认为“澳境内苏联间谍活动猖獗”,据此暂停与澳情报分享,迫使澳建立ASIO。
ASIO本就有名,过去几年又因在涉华问题上动作频频而被集中关注。特别是2017年6月,ASIO公开一份所谓机密档案,拉开指责中国“渗透”澳大利亚的序幕。几个月后,该机构在年度报告中称,“外国势力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一场大规模、无情的间谍活动”。有分析称,在ASIO报告出炉后,澳国防和安全机构成为时任总理特恩布尔的主要顾问,接管了对华政策。
今年6月下旬,澳情报机关和联邦警察突击搜查了一名议员的住宅和办公室,原因是怀疑其“通共”。这是ASIO主导的针对所谓外国干预调查的一部分,首次公开引用所谓“反外国干预法案”,《悉尼先驱晨报》称其为“ASIO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调查之一”。
实际上,变得活跃的不止ASIO。“走出阴影:澳情报界众头目公开发声”,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院2019年6月以此为题刊文称,澳情报界的公共形象正变得愈发清晰。文章提到,2018年10月底,澳通信管理局(ASD)通过“长期的倾听者,首次的呼喊者”的推文,结束了长达70年的相对保密和封闭。在反华“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年度“国家安全晚宴”上,时任局长伯吉斯不再对该机构的“安全”角色支支吾吾,反而大谈特谈。
ASD实为澳大利亚的“网军”,该机构的格言是“揭开他人的秘密,保守自己的秘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曾分析说,通俗讲,ASD就是“抓黑客的黑客”。据该媒体披露,华为之所以被澳政府拒之5G招标门外,关键就在于ASD的几份呈文。而它的“开窗”之举,也成为澳情报组织突然开展的一系列高调行动之一。
曾经,澳情报机构的总部大多位于墨尔本,而政策部门在堪培拉,后来双方合作开始增多,澳情报界也不断扩张。2017年底,澳大利亚成立了新的超级安全部门——内政部,统管情报和执法、移民和边境保护等多个职能部门,目的是“让澳大利亚更安全”。变革很快“固化”了ASIO和ASIS等机构在澳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突出地位,也使得澳安全机构前所未有的强大。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曾刊文称,无论是禁止华为,还是通过反外国干涉法案,类似举动都表明神秘的情报机构正在暗中舒展其肌肉,反映出堪培拉正在发生的权力格局变动。一名美国资深外交政策专家私下表示,澳情报机构的影响力已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同行,包括英国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
陈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本是情报分享组织的“五眼联盟”逐渐升级成经济、外交联盟,可以看到一个脉络轨迹,即从情报机构上升到全政府或政府多部门的地位。“有时候,倒不一定是台前的(澳)总理、外长的作用,他们是有党派的,会更换,但情报机构等职能部门的人不变,会维持冷战思维,尤其是对华鹰派。背后其实是他们在起作用。”
心甘情愿替美国“干脏活儿”?
“澳大利亚与四个朋友的全面监视”,德意志广播电台此前的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ASIO在澳首都堪培拉的与众不同:厚厚的墙、防弹钢门、深层防护沟、防弹窗户……总造价达5亿欧元。这里是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监听亚洲的一个中心,而它不只关注中国。根据协议,澳大利亚负责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所有国家。“这是我们的监视区,无论我们在哪里监视,我们都会与美国人分享。”堪培拉大学信息安全专家巴尔说。
据了解,澳大利亚的八个监测站能够覆盖整个亚洲大陆,它们拦截各种形式的卫星通信、监听电话及阅读电子邮件。对于中国内地和东南亚,从澳大利亚的松峡基地监视,ASIO现任局长伯吉斯就在该地的澳美联合防务设施任过职,该基地位于沙漠地区,是美国保密级别最高的卫星跟踪和导弹发射监控站点。对香港则在澳西海岸监视。
澳大利亚还参与代号“特等舱”等美国主导的情报项目。堪培拉还因监听印尼领导人的电话而引发过外交危机。实际上,澳大利亚是代表美国安全部门进行间谍活动。有澳前情报部门官员抱怨道,澳美之间是“一条单向数据通道”,澳为美做“肮脏的工作”,美对澳国家安全却很疏忽。
众所周知,澳情报部门与美国关系密切,甚至称得上是被美国主导。澳大利亚不仅带头封杀华为,其情报官员还和美国一道积极游说英国加入封禁之列。今年初,澳“金刚狼”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布声明,激烈反对英国政府允许华为设备进入该国5G网络。
澳大利亚知名学者休·怀特曾表示,在澳当前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国家安全“已成为一个咒语”,情报机构“似乎成为最终的地区法院”,结果是形成一种更粗暴、更神秘的行事方法,尤其是在对华关系方面。去年5月,澳大利亚即将迎来换届大选前,澳前总理保罗·基廷公开抨击澳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是“疯子”,操弄政府外交政策。
陈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情报机构在澳大利亚起的作用跟过去有所不同,不仅搜集和分析情报,有时还会把自己不能做的事情“释放”出来,让新闻单位来做。他们明明知道某些事情不属实,自己出来说不利于自身形象,于是把料喂给新闻机构。就像去年的所谓“叛逃中国特工”王立强事件,后者被称20多岁就在港台指挥过重大情报活动等,对他进行曝光的就是澳媒体。澳情报部门的表态始终是关注到了,表示关切,撇清自己,而澳媒做出不负责任的报道后,不了了之。
德国《明镜》周刊8月的一篇报道称,曾几何时,澳大利亚出口原材料和牛肉到中国,中国“输出”留学生和旅游者,从而推动澳大利亚数十年的发展。但现在,澳大利亚面临两大挑战:中国崛起与中美战略竞争以及气候变化。在美国官员敦促下,澳情报机构推动一系列措施,成为主导澳中关系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研究人员、企业家甚至亲近中国的澳议员也被指控为间谍。
“澳大利亚对华外交进入误区”,柏林国际政治学者维海恩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情报机构主导澳中关系,这很不正常。欧洲国家的情报机构有时也会发表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但通常不会影响正常的外交关系。现在,ASIO等机构已严重影响中澳关系,而这些机构又受美国影响太大。实际上,澳大利亚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经济已陷入几十年以来未有的衰退。
12月8日,习近平主席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了这一数字。为了弄清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对珠峰高度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尼泊尔开启了该国历史上首次珠峰高程自主测量。1975年,中国人再次登顶珠峰,并首次将测量觇标带上峰顶,实现对珠峰高程的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确立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了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制定其它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商丘市司法、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宪法宣传志愿者组成的宪法宣传小分队来到宁陵县阳驿乡潘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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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布”微信公号12月5日消息,12月4日17时许,重庆市永川区停产关闭两个多月的吊水洞煤矿,因企业自行拆除井下设备,发生一氧化碳超限事故,24人被困井下。另据新华社12月4日消息,据当地应急部门介绍,吊水洞煤矿为高瓦斯矿井,始建于1975年,1998年转制为私营企业,目前年生产能力为1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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