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最近一段时间，科学界不太安宁。

　　前不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访问学者胡海洲回到中国，一个多月前他在美国机场被捕，紧接着又因为检方找不到证据而被撤诉回国。

　　几乎同一时间，三度问鼎马尔奖的顶级人工智能学者朱松纯也回到了国内，他离开了任教18年的加州大学，回国筹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

　　与此同时，世界的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还深陷泥淖之中，今年6月他遭遇了联邦调查局突如其来的指控。

　　他是全球纳米电子领域的领军人物，却因为与国外机构的科研合作，被哈佛大学辞退。上周，他对哈佛大学发起诉讼，称其违反了合同。

　　他们不是个例。

　　最近两年，不少外国科学家在美国被“盯上”，钓鱼执法、威逼利诱，最终被迫失去工作，甚至离开美国。

　　潮流汹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步步紧逼，科学家们又该怎么办？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定义了针对科研人员的行为：“猎巫”行动。

　　“猎巫”，这是一个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词。

　　“巫”成了一种可怕的叙事。

　　当“猎巫”变得肆无忌惮，为铲除异己而捏造的故事逐渐代替了真相。

　　400多年后，在相信科学、坚持真理的现代社会，“猎巫”行动在美国卷土重来。

　　这场现代版的“猎巫”行动从何而起？

　　我们要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柯林斯讲起，“科学不分国界，因为知识同属于整个人类”，这掷地有声的价值观曾被他四处标榜，然而也是被他亲手颠覆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隶属于联邦政府，直接接受国会的拨款，同时也是美国不少高校、非政府研究机构、医院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

　　2018年，国会向柯林斯施压，必须对外籍科研人员的行动严加审查，以维护“国家安全”。

　　为了保住“钱袋子”，柯林斯不得不采取行动，对国会的质疑 “积极回应”。情急之下，国立卫生院的调查开始走样变形。

　　首先被国立卫生研究院盯上的，是MD安德森癌症中心。

　　早在一年前，联邦调查局就针对可能存在的“窃取科研信息”行为开始调查MD安德森。

　　然而迟迟没能找到有力证据。

　　就在这时，柯林斯带领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粉墨登场了。

　　他们向MD安德森癌症中心总裁出示了所谓“调查结果”，指控包括顶尖癌症科学家吴息凤在内的四位外籍科学家“没有完全披露他们在外国的有偿工作”。

　　言外之意，拿了人家的手短，用科研成果和外国做了利益交换。

　　国立卫生研究院还没忘威胁MD安德森：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是给机构的，而不是给研究者的，因此提醒你们注意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换句话说，如果不对这个“调查结果”采取行动，小心你们的“钱袋子”。

　　要知道2018年MD安德森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1.48亿美元，占其研究经费的大头。

　　MD安德森只能屈服：“一定会采取行动保护经费”。

　　MD安德森的行动很迅速，他们快速作出了对中国科学家吴息凤的“惩罚”：停薪留职。

　　直到这时，连吴息凤到底做错了什么都没有明确定论。

　　来看他们的两项具体指控：

　　没有披露所有外国合作者的姓名以及机构

　　没有完全披露在外国的有偿工作

　　但细看一下都站不住脚。

　　所谓的外国合作者，其实吴息凤在所有已发表论文中均已注明。

　　至于外国有偿工作，调查表明吴息凤接受了一些中国机构的职位，但没有从中获利；她甚至曾经向MD安德森提交过一个医院客座教授职务的合规审查，但没有得到过回复。

　　调查者的沉默是“莫须有”的最好证明，他们拿不出证据做实指控，也说不出哪一条事实违反规定或法律，但在国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层层传导的压力下，吴息凤成为“背锅者”。

　　有人保住了“钱袋子”、有人对“国家安全”交了差，而吴息凤的人生轨迹却被彻底改变。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目标不止是吴息凤。

　　几乎是在对吴息凤发难的同一时间，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给大约10000个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机构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受到外国的影响，鼓励他们就知识产权和外国干预的威胁向当地FBI汇报。

　　▲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写给资助研究机构的信件

　　不知道柯林斯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让科研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绑定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幕后给柯林斯写了一封信：

　　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邀请过类似FBI的机构监测“外国干涉”。以后的科学讨论，需要分成“美国”和“外国”吗？科学学会的年度会议，应该拒绝“外国影响”吗？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美国国内和国际会议，应该请FBI来监控吗？

　　这些话，美国没有听进去。相反，他们的表态越来越情绪化。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编造故事：

　　“有国家通过向美国大学科学家付款，秘密将美国的知识和创新带回。”

　　“这意味着美国纳税人正在为他们的技术发展买单。”

　　“他们会利用这些创新削弱美国企业的优势，损害美国的就业机会。”

　　联邦调查局甚至举办了一次“学术”峰会，邀请100多家学术机构参加，探讨在这件事情上如何让学术机构与联邦调查局更好合作……

　　在美国政客和被政客逼迫的研究机构的“努力”下，一场场新“猎巫”行动被煽动起来。

　　“巫”被披上新的外衣：“窃取信息”“没有披露外国有偿工作”“与外国人员存在合作”……原本正常的国际交流合作被妖魔化成威胁国家安全的行动。

　　纽约皇后学院校长弗兰克·吴表示，在过去，他很少接到科研人员打来电话寻求律师帮助，但在那段时间却接到了几十个电话。

　　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生活会被无缘无故地毁掉。

　　这些年，喊着“美国优先”的口号，美国的民粹主义抬头，在国际上成为单边主义的头号拥趸，美国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先后在贸易、金融、科技领域肆意践踏规则，打压其他国家，而如今，一向强调“无国界”理念的科研领域也被染指。

　　这种危险的理念，在实际过程中被不断异化和泛化，真相与真理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偏见和“先行定罪”。

　　如美国所愿，2018年以来，至少有54位科学家因此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是外籍，许多人被迫或者主动离开了美国。

　　只不过，对美国来说，这真的意味着胜利吗？

　　不分青红皂白驱赶外籍科学家之后，留给美国的是什么？

　　是一个“安全、清洁”的科研环境，还是一地鸡毛？

　　今年6月、7月、9月，在国际科学领域举足轻重的学术期刊《自然》连发多篇文章，都是表达对美国行为的担忧，甚至直言“外国科学家大批撤离对美国科学将是巨大的损失”。

　　▲《自然》杂志：外国科学家大批撤离对美国科学将是巨大的损失

　　怎么理解这种损失？

　　就拿人工智能这个新兴领域来说，保尔森研究中心统计显示，在全球人工智能最顶级的NeurIPS 2019 大会上，共有15920位研究者提交了6614篇论文。

　　其中，59%的研究者隶属于美国机构和公司。

　　但他们之中，真正美国本土的研究者，只占到了20%，剩余29%来自中国，18%来自欧洲，还有8%来自印度。

　　这意味着，许多在美国人工智能领域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顶尖研究者，是外籍科学家。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集聚了最多的顶尖人才，却不知道：

　　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美国11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40名是外国引进的；

　　613名科学院院士中，有141名是国外引进人才；

　　美国大学培养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大约1/3都是外国人。

　　从更长的历史脉络看，美国科学家中移民的比例，1960年是7.2％，2007年，是27.5%。

　　如果美国要把针对外籍科学家的行动扩大下去，无异于自断臂膀，自己阻断曾经让美国强大的一条道路。

　　美国“成功”驱赶外籍科学家的代价不止于此。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生张文泽告诉谭主：

　　“从研究的角度上说，现在全球一体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每个实验室的数据通过各种平台可以很快地分享。如果你人为排斥某个国家的研究者，会在你自己获取数据、展开研究时造成很多实质性障碍。”

　　不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它背后的联邦调查局、国会有没有认真算过这笔账？

　　“成功”迫使大量外籍科学家离开美国，“成功”阻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科研合作，对于美国来说，是值得庆幸，还是值得悲哀？

　　科学无国界。

　　美国用实际行动践踏着自己曾经标榜的理念。

　　相比之下，那些被“驱逐”的科学家却展现了另一种格局。

　　在几位因“莫须有”罪名离开美国的科学家的表态中，谭主发现了一些细节。

　　被MD安德森癌症中心“落井下石”的吴息凤，仍然愿意称其为一家值得尊敬的机构。

　　面对曾经百般刁难自己的美国，他们都展示出了平和、开放的态度。

　　为什么被“污蔑”之后，他们没有将美国视为“敌人”？

　　一直对科技人才交流颇有研究的李峥，给谭主提到了一个词，人才环流。

　　用专业的话说，“人才环流”是人才在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信息和技术交换。

　　可以促使双方能够在交换中激发思想，形成创新组织，实现更广阔的创新应用空间。

　　简单点说，“环流”人才对流出国和流入国是双赢。

　　这种合作到底有多必要？一个关于疫情之下国际合作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俯瞰全局的视角。

　　▲疫情之前的国际合作关系网络

　　▲疫情中的国际合作网络

　　研究者利用全球论文数据库，绘出了这两幅图，两幅图上的国际合作网络都盘根错节。

　　根据测算，2017年到2019年两年中，有3.6％的论文由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

　　而仅仅在今年的前4个月中，这一数字上升到4.9％。

　　即使是在美国的蓄意打压之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科研联系非但没有“脱钩”，反而是更加紧密了。

　　全球的合作网络也更是变得稠密。

　　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道理：

　　单独个人或单个国家难以具备推动科技创新所需的全部条件，也难以在各个领域都占据领先地位。重大、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往往需要各国科技人才的通力合作。

　　在这种不可逆的趋势之下，到底要以怎样的格局对待科学，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

　　前段时间，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科学家朱松纯离开美国，回到中国，筹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

　　回国之后，他依然非常重视国际人才参与自己的研究项目。

　　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朱松纯的实验室访学一年多的代季峰告诉谭主：

　　“朱老师对国际交流一直非常开放，在美国时就和外籍团队有频繁合作。”

　　对这个问题，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也很有感触。

　　戴伟是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他的母校外籍教工占40%。

　　现在，他也是一名外籍教授，在北京化工大学任教已经24年了。

　　戴伟与中国团队合作，一起开辟了中国的层状及层柱结构材料研究领域，实验室也从一间简陋的小屋变成两层楼。

　　被问及为什么在中国做科研，戴伟说了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

　　“化学是一门关于变化的科学。作为一个热爱化学的人，我最喜欢的就是变化。而中国的变化速度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

　　这可能就是科学的魅力，超越狭隘的优先主义，拥抱变化。

　　中国的经济在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变化，中国的新业态也在发生变化。

　　这些都是科学创新想法产生、创新的场景，也都是创新成果转化的土壤。

　　上个月，戴伟参加了一场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科学家座谈会，在会上，他提了这么一个建议：

　　“要以年轻人为国际合作的核心，创造有效的国际合作体系，让他们跟中国一起发展。”

　　就在当场，习近平总书记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

　　第一句是做法：

　　要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技学术组织任职，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广阔舞台。

　　第二句是提示：

　　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当有人蓄意要让科学变味，其他人要如何面对？

　　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

　　（编辑 吴梦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