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9月27日,手机收到这样一则网上新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二机部部长、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两弹一艇”元勋刘杰同志于9月23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思绪顺着搭乘的京广铁路上的列车,漂到了铁路沿线的湖南郴州,今年5月,记者在七一一矿•爱国主义纪念广场前,见到了老人在纪念石上的题字——“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

 因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刘杰结缘中国核事业,核成为他一生最深刻的烙印。

 湖南郴州七一一矿•爱国主义纪念广场前的纪念石上,刘杰题写“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

 作为“两弹一艇”功臣、中国核工业奠基人之一,刘杰经历了中央决策、争取苏援、苏援中断、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等几个阶段,圆满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成功和核潜艇动力装置初步设计,建成了国内核燃料循环工业体系,为我国核工业创建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业之石”开启的人生新征程

 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有没有铀资源,决定着我国能不能自力更生地发展核工业。

 1954年,地质部的一支地质队伍在综合找矿中,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1954年秋,时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的刘杰和李四光先生、钱三强先生三人,带着产自广西的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

 刘杰手持盖革计数器进行探测,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这证明中国地下埋藏有铀矿。

 其间毛主席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刘杰回答:“据专家们初步考察,我国南方包括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有可能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毛主席高兴地说:“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结束时,毛主席拉着刘杰的手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事,要好好干!”

 这块“开业之石”将刘杰带进了核工业,也让我国核工业正式起步。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作出了创建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这是一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观看过的铀矿石标本,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科技工作者首次发现和采集的铀矿石标本。

 多年后,刘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现第一块铀矿石时自己想得还没那么周全,当时自己对核武器、核事业并不了解,包括科学家们虽然有科技知识和成果,但对核工业怎样发展也都没有经验。但当时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有没有原子弹,决定着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家有责任创造一切条件研制成功,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要发展核工业,必须要找到铀矿。按照毛主席指示,刘杰和核地质人开始了寻找更多矿山的发现之旅。

 地处湖南郴州的金银寨,传说中藏有无数金银的山峰。1956年,核地质系统的一架搭载了精密探测仪器的飞机掠过金银寨上空时发现异常,机上人员扔下石灰包,用于标识山峰潜在的宝贝——铀矿。

 1958年,邓小平同志批准建设“核工业第一批厂矿”的七一一矿,自此拉开了新中国天然铀生产的大幕。

 但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有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

 建矿最早、当时出产铀矿井铀矿石最多的七一一矿,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包括长眠于此的74位找铀采铀捐躯的勇士。

 铀矿石 资料图

 原七一一矿副矿长梁启昌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时表示,七一一矿地质环境特殊,离地表100至150米深的主矿带130米中段和80米中段掘出热水,水温55摄氏度。气温40多度,井巷热气灼人,加上有些地方通风条件不太好,人在那儿站一会儿就会脚烫得发红、衣裤被汗浸透,何况还要出力干活!

 “在许多工作面上,前面工人在打钻、运矿,后边就会安排一人手拿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井下百米、千米的巷道和采矿场就是这样采掘出来的。”梁启昌回忆,一个班下来体温比常人要高两度,睡一晚上起来才恢复正常。

 2018年4月30日,在七一一矿•爱国主义纪念广场纪念石落成,刘杰亲笔题字“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

 向总理汇报首颗原子弹爆炸喜讯

 为抓紧开创我国核事业,1955年5月,中央决定调刘杰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组织原子能事业的筹建工作。

 1956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部门,首任部长为宋任穷,刘杰、刘伟、钱三强等为副部长。1960年9月,刘杰被任命为二机部部长。

 上任没多久,我国核事业就遇到了苏联停止援助的困难。这也是在二机部工作期间刘杰最难忘、压力最大的时期。

 “我有一种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一定能做出成就。我看到大家身上有一种精神,就是高度的爱国心和报国心。大家这种必胜的信心、决心、恒心和踏实的工作作风,让我坚信我们一定会成功。”刘杰说,基于此,二机部向党中央立下了军令状——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两年规划”全面记载了1963、1964这两年研制原子弹要做的各项工作目标和计划安排,其中包括:项目名称、数量、进度、责任单位、保障条件等等,非常具体,环环相扣,周到细致。如何使其由纸面规划变为现实呢?

 1963年至1967年,在刘杰身边工作4年多的秘书、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记得,当时刘杰经常念叨“地矿、二、四、六、五、八、九”这几个词,实际就是要制成原子弹的八大环节。

 地质、矿山不用解释,“二”指的是二氧化铀,“四”指的是四氟化铀,“六”指的是六氟化铀,“五”指的是高浓铀-235,“八”指的是核部件(代号8022),“九”指的是核装置(九所和221厂研制)。

 1963年下半年,核燃料前端,即地矿和二四六已经基本不成问题,问题的重点在如何拿到浓缩铀和核部件,以及爆轰试验如何得到足够的中子。1963年8月、1964年3月,半年内刘杰连续两次深入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检查指导工作,并与基层领导和科技人员一起讨论科研生产问题,当机立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决策。

 李鹰翔说,在开展原子弹结构部件和主炸药工艺研究中,最初都是多路探索,可到了准备试验阶段,不能各显其能,必须当机立断做出一种选择。

 “作为一个部门的顶层领导,必须运筹帷幄,掌握全局,在关键时刻拿定主意。”在李鹰翔看来,刘杰的几次重大决策都是适时而正确,既争取了时间,又保证了核试验成功。

 1964年,原子能首次核试验时,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刘杰在北京负责前后方与中央的联络。

 “试验的当天,我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守候在电话机旁,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爆炸时间到了,我在电话里听到张爱萍同志说原子弹响了,还听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参试人员的欢呼声。”刘杰立即向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总理收到喜讯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要求我们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我们核实后再次向总理进行了报告。”

 后来,美国广播了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当晚周总理才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震撼世界的喜讯。

 “事实证明,发展核工业的确是提高我们国家国际威望和影响力的事。”刘杰生前曾表示,自己很有幸,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和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见证了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

 有人情味的管理者

 2009年1月10日,刘杰被授予我国管理科学领域的全国性权威奖项——管理科学特殊贡献奖。

 记者问,作为一位管理者,您觉得最核心的管理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刘杰将回答凝练为两个字——信任。

 图片来源:中核集团

 “二机部成立的时候,从领导、科学家到技术工人等,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二机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愿望,那就是研制原子弹。我信任大家能齐心协力完成这项任务和工作。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成功研制,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如果说我出了一份力的话,那就是做了一点管理工作,我的管理核心就是对大家的信任。”刘杰说,作为领导,一个管理者,自己的本事是有限的。但是大家在一起的力量是无限的。有的时候,领导的有些话听起来是空话,一旦跟群众结合起来就不再是一句空话。所以必须相信群众。“我们国家核事业从无到有,一步步,让我看到了群众身上的力量。”

 在李鹰翔眼中,刘杰身居高位,但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干部,联系群众。

 为解决干部群众住房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刘杰批准在三里河盖两排楼房,为此还承受了不公正批评,做了两次检讨。

 “他热爱知识分子。逢年过节往往要我陪他到一些科技专家家里进行家访,像朋友那样嘘寒问暖、促膝谈心。他特别尊重王淦昌、杨承宗等老科学家,直到老年,他已离开核工业多年,还与他们保持着往来,情深谊厚。”李鹰翔说,王淦昌临终前一个多月,刘杰前去北京医院探望他时,称赞王淦昌为我国核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淦昌却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刘杰才是全局性的贡献。“两位老人紧密握手,互相勉励着对方,此种情景实在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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