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经济运行数据后,31个省份的2018年经济年报也陆续揭晓。
第一财经记者对各地统计局和公开公布的数据进行梳理后发现,2018年,共有13个省份经济总量超过了3万亿元大关,其中广东、江苏两强突破9万亿元大关。
粤苏GDP差距再扩大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18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7277.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8%。这也是第一经济大省广东GDP首次突破9万亿元大关。
与此同时,第二经济大省江苏也迈过了9万亿元的门槛。2018年,江苏全年实现生产总值9259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
值得注意的是,自1989年广东经济总量登顶榜首以来,广东已在这个位置上坐了30年。且在2018年,粤苏经济总量的差距继续扩大。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历史数据发现,广东2008年的GDP领先江苏0.58万亿元,其后7年差距逐年缩小,2015年为0.27万亿元。
但就在江苏连续7年追近广东后,2016年,广东对江苏的领先优势又重新扩大,GDP总量相差达0.34万亿元。2017年,广东领先江苏3978亿元,到2018年,差距又扩大到4682亿元,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趋势。
广东领先优势的重新扩大,一方面在于经过多年的努力,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初见成效。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江苏原有的产业结构与广东有一定差异。广东原有的外向型产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产业是上世纪80、90年代进入的外资,且以日用品生产为主,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也比较早,力度最大。这几年,广东已经逐步走出调整的过程,在创新驱动的道路上走出比较快的步伐,重新焕发了活力。
相比之下,江苏的外资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进入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尽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但近几年增速逐渐放缓,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从城市结构来看,广深作为两大一线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更强,现代服务业更为发达,对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起到非常重要的服务和带动作用。相比之下,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江苏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都与广深有较大的差距。
南北分化明显
在粤苏之后,第三经济大省山东2018年GDP达76469.7亿元。虽然在十多年前,山东的经济总量曾超过江苏居第二位,但近年来,其与粤苏两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目前,山东与广东的差距超过了2万亿元,与江苏的差距也在1.6万亿元左右。
对山东来说,与前面标兵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后面追兵的脚步却越来越近。第四经济大省浙江的经济总量虽然只有山东的73%,但2018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598.08亿元,增长11.1%,超越山东跃居全国第四。其中,税收增长了11.6%,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84.7%,财政收入质量较高。
浙江的主体税种增速都比较高,分析背后原因,数字经济等产业的带动十分关键。浙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5548亿元,比上年增长13.1%,占生产总值的9.9%,比重比上年提升0.4个百分点。
同时,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数字产品、智能产品生产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比上年增长17.6%,比工业总产值增速高6.3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为36.4%,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山东与粤苏经济总量差距扩大,其财政收入又被浙江赶超,恰恰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的一个缩影,即自2013年迄今,我国经济增长由“西快东慢”转变为“南快北慢”,南北分化十分明显。
尤其是东北、华北的不少省份,经济以重化工业、大型国企为主,能源重化产业占比太大,2013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能源、原材料价格随之下行,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速也随之放缓。
目前,经济增速较快的省份基本来自南方地区,增速前十名的省份中,除了位居第六的陕西之外,全部来自南方。增速靠后的省份主要来自华北、东北、西北等地。例如增速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都是来自东北和华北。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认为,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的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是开放创新快与慢的差别。这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双创领域也呈现出同样的表现,即南北差距正在拉大,创新驱动正在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抓手。
不过,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和转型之后,部分能源重化省份逐渐走出低谷,重新焕发活力。例如,2018年,辽宁GDP增速位居东北三省首位。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继续保持在全国第三位。
再比如,山西统计局分析指出,2012年以来,由于受国际国内环境及山西省特殊产业结构的影响,山西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时期。2012~2016年,山西GDP总量在12000亿元的平台上“徘徊”了五年,在全国的位次也由第21位退至第24位。
不过,近两年来,山西经济逐步企稳回升。2017年全省经济总量突破“僵局”跃上了15000亿元台阶,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4位前移至第23位。2018年再次跃上了16000亿元台阶,上升至全国第22位。
贵州云南持续发力
2018年,贵州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4806.45亿元,比上年增长9.1%,增速高于全国(6.6%)2.5个百分点,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苟以勇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贵州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准确地把握了政策和时机,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在大力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又抓住了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机会,抓住了产业发展的规律。
数据显示,2018年,贵州支柱产业持续发力。全省煤电烟酒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合计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9%,增速比上年提高5.5个百分点;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率为75.2%,比上年提高35.0个百分点;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合计利润比上年增长26.7%,均比上年有所加快。
在工业强省的同时,贵州还适时抓住了大数据发展的机会,同时大力发展烟酒茶、旅游等产业。数据显示,2018年全省与大数据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长49.7%。
同时,2018年贵州旅游业持续 “井喷”。全省旅游总人数9.69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0.2%;实现旅游总收入9471.03亿元,增长33.1%。
同处西南地区的云南经济增速也名列前茅,达到8.9%,高于全国水平2.3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498.86亿元,增长6.3%;第二产业增加值6957.44亿元,增长11.3%;第三产业增加值8424.82亿元,增长7.6%。可见,云南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动。
数据显示,去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其中,电力行业保持高速增长,对云南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5%,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3.0个百分点,成为第一大拉动力。
从发展阶段来看,地处西南的云贵地区山地多、平地少,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之一,工业化、城镇化、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虽然云贵地区目前总体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中期,但未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其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除了云贵,2018年,位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安徽和四川的经济增速也都达到或超过了8%,湖南和湖北的增速也都位居前十位。
专家分析认为,长江中上游地区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劳动力充足,优势十分明显。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近年来承接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大量的产业转移落地,经济也随之高速增长。
美国现政府对中国的滋事挑衅又被爆出了新的表现。需要对美国现政府的极端行为开展反击,强化新政府对挑战中国利益的风险认识。我们的反击不要针对入境中国的无辜美国人士,那样等于跟着华盛顿一起秀道德下限。
表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三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今年以来,浙江数字经济逆势奋进,数字产业加速回升,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和动力支撑。前三季度,浙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763.6亿元,同比增长20.9%,高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12.7个百分点,对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贡献率达45.2%。
本届大会以“夯实‘根’基,数‘聚’未来”为主题,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办。原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从企业和全球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了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
近年来,我国南北经济分化明显。从各大城市的三季报来看,当前北方地区GDP前十强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青岛、郑州、济南、西安、烟台、徐州、唐山和大连。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就在“十三五”规划制定后不久,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跟过往讨论大战略不太一样,这次会议,讨论了6件“小事”:
从国际社会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国家。
中国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思维框架,而是一个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如何使得我们的资本、人力、土地等要素流通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更加匹配等。
在一片农田上建成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参考消息网11月8日报道据埃菲社11月6日报道,中国正致力于打造一个新的框架,以作为其经济战略“双循环”的基础。” 俄央行前副行长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认为,中国宣布向“双循环”过渡,实际上是宣布,中国为科技竞赛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