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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象网讯（记者 王韶卿 通讯员 周庆华 程建梁）长250cm，短径13cm，半S形，化石表面细腻洁白具纵向生长纹，用艺鸣工艺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百子图”……在河南省地质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了一件特别的中更新世猛犸象牙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它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外表，而是来源——这是一个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主动认罪认罚后上交的，后来捐赠给了博物馆。

在郑州市检察院，记者看到了该案认罪认罚具结书。具结书详细记录了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权利知悉、认罪认罚内容和自愿签署声明，并由嫌疑人和辩护人签字。该案辩护人、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咏歌见证了具结书的签署，他告诉记者：“嫌疑人不仅主动上交了象牙雕，还主动退赃，并录制了一段视频劝说共犯交代案情。从抗拒到坦白到主动退赃，这种转变是之前没有想到的。”

“鉴于嫌疑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也在法定刑内依法给予了从轻的量刑建议。”该案公诉人、郑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李凌云说。

“庭上5分钟，庭下数年功”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权“两高”在包括郑州在内的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郑州辖区内登封市是河南省首个正式启用认罪认罚制度的地区。

4月25日，在登封市法院，记者旁听了一起危险驾驶案的庭审。被告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抽血检验时酒精含量为85.28mg/100ml。在法庭上，法官讯问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被告人一一回答。公诉人建议从宽处罚，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适用缓刑，庭审时间5分钟。

据了解，从试点到全面实施，登封市检察院共适用该制度办理案件1892人，适用比例80%以上，涵盖各类案件，其中以危险驾驶罪、盗窃罪、交通肇事罪最为突出，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保持在98%以上，适用数量、适用比例均走在了全国前列。

“庭上5分钟，庭下数年功啊，看似现在5分钟的庭审，其实检察官在背后做了大量工作。”登封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文胜结合自己的办案经历告诉记者，“试点前期，检察官的工作量不减反增，通常需要在开庭前制作多达18份文书和笔录，程序更加复杂，影响了办案效率。后来，对文书数量做减法，最终实现了速裁案件最少仅需制作5份文书和笔录。”

除此以外，他们还主导程序启动，向侦查环节、审判环节延伸，协调社区调查评估前置，在刑事办案区设置律师值班室，协调司法局派驻律师轮流值班，可以阅卷但不复印拍照，为见证具结提供法律服务。

繁简分流的“二八法则”

刘文胜的说法在金水区检察院得到了印证。金水区，是郑州市的中心城区，因春秋战国时期发源于辖区内的金水河而得名。辖区总面积242平方公里，辖17个街道，常住人口约170余万人，是河南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区之一。金水区检察院每年约审查起诉1400起案件，人均办案数量230件，是郑州市检察机关的“办案大户”。

采访中，金水区检察院检察长王青向记者讲述了一件4年前她刚调任过来时遇到的怪事：当她向大家征求工作建议时，不少检察官没提待遇的事，反倒跑过来申请购买开庭专用的电动车。

仔细询问，她才找到原因：金水区检察院距离看守所约22公里，距离法庭5公里多，但是途中要经过常年堵车的文化路，开庭时检察官为了赶时间常常需要自己骑电动车过去，有的检察官为了抢时间还摔伤了。

这引发了王青的思考：互联网时代，如何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减轻办案检察官的工作负担？如何用20%的力量办理80%的认罪轻罪案件，用80%的力量攻克20%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王青感觉这些都是新形势下涌现的新问题，迫在眉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现让她一下子有了崭新思路——在智慧检务中实现简繁分流，通过对刑事案件的诉前分流和类案办理，为疑难复杂案件腾出更多办案精力，不让检察官把时间浪费在路上。

2016年底，金水区检察院就着手研发“三远一网”（远程庭审、远程提审、远程送达，检察专线网）的建设，解决路途遥远、提审不便等问题。2017年10月，实现远程提审、远程开庭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比例由之前的35%提高到75%。科技手段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18年，金水区检察院仅一名员额检察官带领助手就办理危险驾驶案件479件、交通肇事案件24件，其中98.8%的案件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前，河南省检察机关三级院已实现互联互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大幅提高。

比如，郑州市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重大组织卖淫案件时，涉案嫌疑人79人，涉案犯罪事实245起，卷宗材料多达200余册，面临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主观证据多客观证据少、办理难度大、办案周期长等困难，由于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补强证据、查明事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庭审，节约了司法资源，提升了办案质效。

这项制度会不会产生“人情案”“关系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导犯罪嫌疑人自己主动交代涉嫌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这不仅能优化司法资源，及时惩戒犯罪，及时挽回经济损失，还通过一种新型的司法模式保障了被告人的人权，这让我感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巨大进步。”全国人大代表，天明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姜明对于这项制度创新非常赞同，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尺度在哪里？会不会产生“人情案”“关系案”？

为此，记者采访了在河南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挂职的法学院教授王敏，两年时间，她通过学术与实务的结合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了更深入的把握：从宽，是指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应当减轻处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内从轻处罚。根据案件程序阶段不同，从宽的程度也不同，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认罪的嫌疑人认罪程度可分为三个等级依次递减到“不从轻”，越早认罪，从宽幅度越高。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等，则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于公诉案件情况复杂多样，犯罪嫌疑人可能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不认罪转而认罪，或者由认罪转为不认罪，那么随之而来的诉讼程序也会相应调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覆盖所有罪名，在立法上区别于单纯的刑事政策或者诉讼程序，是一项独立于其他体现认罪从宽（如坦白、自首、刑事和解等）的全新制度。它本质上也是一种自由裁量权，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实现后，司法廉政风险也可能增加。为了防止出现‘人情案’‘关系案’，我们也在研究建立拟改变罪名、改变事实认定案件和量刑建议偏离类案正常基准较大等报检察官联席会议会商机制等措施，强化内部监督制约。”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海奎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