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胡雨薇 冷舒眉】“武汉不会孤单。”这是一位留守武汉的外国医生向《环球时报》记者传递的一句话。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一直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病例数字攀升，整座城市几乎停摆……对于这座千万级人口大城市里的民众而言，这是一场艰难却又必须打胜的战斗。一起奋战的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外国人士，《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听他们讲述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德籍教授：形势严峻，但看到了希望

　　2月13日，因纳入临床诊断病例，湖北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骤增一万多人。这让很多人感到形势依然严峻，德籍教授蒂莫·巴尔茨(中文名狄墨)也不例外。

　　狄墨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从本周开始，很多之前不得不在家隔离的病人陆续被收治。“从另一个角度看，相比之前被低估和瞒报的病例数，这样的数据更让人安心，也更真实，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得到确诊和收治，这让更多人看到希望。”

　　45岁的狄墨是武汉大学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他和家人在武汉已经生活了12年，他在这里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武汉俨然已是他的第二故乡。此前，尽管有机会离开，他却选择了留下。

　　狄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时，他曾陷入不安和恐惧中，甚至一度患上轻微抑郁症，整夜幻想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亲友和同事一走了之。虽然我远在德国的亲人不愿我留下来承担这份风险，但他们也理解我最终的决定。”

　　狄墨提到，对于武汉突然封城的决定，他是支持和理解的。“封锁一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强劲的举措，这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应该得到全世界尊重。很多人议论政府在疫情暴发早期应对不力，批评封城的决定来得太迟，我认为他们说得有一定道理，但当前还不是追责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狄墨说，“信息时代，各种渠道的资讯传播速度很快，这会倒逼官方更快速地向公众披露真实客观的消息，但有时准确度比速度更重要，我们要多一分耐心。”

　　狄墨说，他和家人每天通过微信购买生活必需品，当地社区服务和后勤保障很到位。虽然邮递的速度远不如从前，但在当前严峻的情势下仍然有人冒着风险每天为他送来生活保障品，让他和家人着实觉得温暖和感动。

　　由于并非身处抗疫战争的第一线，狄墨说他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分享，但本周社区里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很是意外。“我们社区的一位邻居把自家的大米粮油和新鲜蔬菜摆放在门外，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看来，这一举动非常特别，真实地展现了艰难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下周，狄墨的两个孩子就要在“线上”开课了，而他也不得不采用在家工作的模式办公。远程办公仍令这位实验室科研人员感到有些不自在，工作效率受到影响，但看着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狄墨感到欣慰。

　　狄墨表示，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在汉外籍人士的安全，特别设置了24小时求助热线。他对武汉人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充满信心：“人们总说武汉人勇武善斗，那就让世人领教一下我们在武汉是如何战斗的。武汉加油，你我同在!”

　　伊朗小伙：那一刻，我哭了起来

　　十几天前，29岁的伊朗小伙希那·卡拉米曾面临或许是他一生最艰难的一次抉择：离开武汉，还是留下？

　　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许多国家决定帮助在当地的侨民离开，伊朗驻华大使馆也不例外。“大概是25日那天，伊朗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离开，如果愿意，他们将协调一个航班把在武汉的伊朗公民全部接出去。”卡拉米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

　　“我考虑了很久很久。我那时很害怕，我知道外国人比如美国人、英国人等都在撤离。但我突然想到：我们都走了，那中国人呢，他们又能去哪里呢？他们只能留在这里，和病毒斗争下去。那一刻，我决定留下。”卡拉米说，“两年前我来到武汉，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在这里独身一人，我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就是我全部的家人。所以我要留下来，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

　　卡拉米在武汉一家咖啡厅工作。疫情暴发后，咖啡厅停止接待顾客，卡拉米和同伴却开始思索，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能为武汉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最终，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为繁忙疲惫的一线医护人员制作并赠送免费咖啡，给他们提提神。

　　于是，每天上午9时到12时、下午3时到6时，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卡拉米不是在店里制作咖啡，就是在去医院送咖啡的路上(右图)。“医护人员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举动让他们知道，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为避免被传染，我们有时会和医生隔得挺远，也不怎么说话，但他们会向我们示意。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自疫情暴发至今，卡拉米和同伴们已经为武汉医护人员免费送了8000多杯咖啡。除了送咖啡，卡拉米不怎么出门，每周仅去超市采购一次。他表示，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只是每天一个人做饭、吃饭，有些孤独。“现在我已经没最开始那几天那么害怕了，但我有时候看到窗外哪里都没有人，到处空荡荡的，就会有点伤心。”

　　也有让卡拉米振奋的时刻。“那是一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家窗外对面的楼上突然有人大喊：‘有没有人？’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声音回应了他：‘有!’于是第一个人开始喊‘武汉加油!’周围出现许多声音回应他，‘武汉加油’响成一片。”卡拉米说：“那一刻，我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已计划等疫情过去后，要长久地留在武汉生活。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我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这座城市了。等到疫情结束，我要和所有武汉人一起庆祝胜利的那一天。”卡拉米说。

　　法国医生：我留在这里更有用

　　法国全科医生菲利普·克莱因(左图)在武汉工作生活已有6年多时间，他现在是武汉协和医院国际门诊部的一名医生，也是国际SOS在武汉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

　　虽然妻子和孩子已经搭乘法国的第二架撤侨包机离开了武汉，菲利普却两度放弃撤离机会。他表示这并不是逞一时之勇的“英雄主义”，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我在武汉比在法国更有用。”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道：“我有我的岗位，我必须坚持我的工作，这才是我目前能发挥的最大作用。”

　　对菲利普来说，来武汉是他自己的选择，而这里的人用尊重和善意接纳了他。“我与他们、与武汉同呼吸共命运。留在这里是我能继续支持他们的最好方式。”菲利普说，他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并为他感到骄傲。

　　为全力应对疫情，菲利普所在的国际门诊部在封城之后关闭，但他每天仍然会去跟他一样坚守在武汉的外国病患家里，为他们看诊、鼓劲。交通不便时，他会骑上自行车前往。

　　由于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武汉又处于几乎停摆的封城状态，菲利普承认，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有时会感到难过和孤单。但更让他难过的是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扰的武汉人民。“武汉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建设这座城市，尤其是(去年)举办军运会时。所以，(武汉)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结果”，菲利普说。

　　对于当下的疫情，菲利普表示，目前来看，大家对新冠病毒仍然所知甚少，形势确实严峻。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武汉人民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希望看到拐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隔离仍然是控制病毒蔓延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作为有着多年经验的医生，菲利普认为，越是艰难，越要控制住情绪，尽快找到方法来解除危机。据菲利普讲，他在法国时也曾经历过流感疫情，所以这次的武汉疫情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慌，他及其他留在武汉的外国人希望大家保持信心和耐心。

　　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武汉政府和武汉人民一直在积极地应对疫情，尽最大努力去保障日常生活，同时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这样的努力非常鼓舞人心”。此前，菲利普对媒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美酒，等疫情结束，妻子回到武汉，与她一起开酒庆祝。

　　也门“诗人”：这不是真正的武汉

　　“你在哭泣，为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们。他们如群群鸟儿，向着天际飞腾。就让泪水流淌吧，犹如滂沱大雨。雨后的大地，每个角落很快获得新生。”这不是泰戈尔或雪莱的文字，而是在武汉居住的也门人易卜拉欣最近写下的诗句。

　　易卜拉欣2014年来到中国，但直到去年才来到武汉。他的妻子在武汉读书，八岁的儿子在当地上小学。面对疫情，易卜拉欣一家显得格外淡定。“我相信只要按照政府和医生指导的去做，不出门，就一定不会有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所以我不想离开武汉，我喜欢这里，我想和你们一起坚守在这里，和病毒作战。”

　　现代科技方便了易卜拉欣的“蛰居”。他告诉记者，除非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否则十天不出门一次。他可以通过手机App买菜买肉，会有人送到小区。他可以看电视、下象棋，在网上学习、写诗，日子一点不憋闷。唯一有点“麻烦”的是儿子阿布迪。

　　学校不开学，阿布迪只好每天在网上上课。“我想去学校，因为可以看见老师和同学。我还想出去玩，等疫情一结束，我就要去找同学们一起玩。”阿布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但大人们告诉我，现在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为让儿子开心，易卜拉欣甚至陪阿布迪在客厅踢起了足球。

　　易卜拉欣每天都会关注武汉的确诊数字和死亡人数变化，并因此为自己的中国朋友担心。“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向窗外望去，都会非常伤心。这不是真正的武汉，从前的武汉那么热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现在却好像是你们哭泣的眼泪，可我想看到你们中国人笑起来。”

　　“爱人，我牵挂你的心颤动不已，几乎要因这灾祸的可怖呼出哀声。”易卜拉欣在献给武汉的诗中写道，“当别人已经一个个离别远奔，这便是一个抛却生死安危之人，选择与你共赴此难，情笃意真!”

　　眼下，易卜拉欣已经开始创作第二首献给武汉的诗。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这首诗中，他相信“黑夜度过，黎明又会来临。整个国度，终将迎来旭日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