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健康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来到武汉后是怎样开展工作的？遇到了什么困难？

　　肖明朝：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于2月13日下午7点到达武汉，刚到的那晚，武汉天气寒冷，驻地酒店没有暖气，房间没有热水，还有几大车的物资需要我们自行搬运、整理，忙完这些已经是14日凌晨了。我们很快接到指示，14日下午就要集中收治大量重症患者。我们医疗队队员中真正具备传染病救治经验的并不多，我们原本计划先培训，考核合格后再进入病区，但紧急接到指示后，只能抽调相对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作为先锋队，进病区开展救治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原本打算队员搭配进舱的计划被打乱，剩下的相对经验不足的队员感觉压力巨大。

　　此次我们的任务是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随着武汉抗击疫情的进展，主战场已逐渐转移至重症病区。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全力救治危重症患者，尽最大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然而，武汉市第一医院整个重症病区大楼都是临时改建的，条件不完备，防护物资相对不足。病人群体中老年人，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者等疾病的患者比例较高，增加了救治难度。再加上我们来自非感染科的队员大多经验不足，穿上防护服又紧张又不舒服，对队员的技术、知识、体能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巨大挑战。可以说，我们是从无到有“新建”整个病区而不是“接管”，压力突如其来。

　　高强度、高压力的救治工作和病区的高传染风险，对队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2月14日中午12点，我们紧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临时党组织，号召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随后的2小时内，我们就接收了70多位病人。

　　健康报：据了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联合其他10支医疗队共同建立了“阳光医院”，为什么会建这样一家医院？

　　肖明朝：我们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医疗队接管的病区里有一位老伯趁医护人员不注意，想跳楼轻生，被护士及时发现拉住。在救治中，有的患者跟我说，“自杀了，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了”“儿女在照顾我期间也感染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此次疫情带来的心理伤害，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被确诊的病人担心病情会不会加重，疑似病人每天都在等检测结果，普通人担心被感染，都会产生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一些病人家属，由于亲人隔离治疗，自己无法陪护，而产生无助、愧疚等心理。

　　对于这类病人的疏导、安慰，绝不是站在病人床边喊喊口号那么简单。首先要消除和病人的距离感，让他们信任我们。其次要用专业、通俗的话给病人讲解病情，让他们听得懂，并给予及时心理疏导，帮助病人树立康复的信心。

　　同时，医务人员也承受着超出想象的压力。身处武汉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心理创伤也较大。很多医护人员的状态发生了变化，有人怕，有人闷，有人愁，可能会出现工作耗竭的状态，表现出极度疲劳、自责、冷漠等情绪。而且我们接管的是重症病房，马上开工对于队员的知识积累和技能经验都是很大的挑战。纵使出发前一腔热血，但对病毒的恐惧仍是难免的。

　　2月16日，我联合各医疗队领队，提出建立一支心理干预小组。这项提议得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陈国华副院长的支持。

　　2月18日，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圆梦睡眠中心”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圆梦心理睡眠联合干预工作组”。工作组共有十余人，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减压。

　　在工作组的基础上，我们又牵头并联合武汉市第一医院与前来支援的10支医疗队，成立了武汉市首个“阳光医院”，通过心理治疗、身心同治，最终实现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完全康复。

　　健康报：“阳光医院”在心理干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肖明朝：疫情时期，我们的心理咨询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每个医疗队设置了一位联络员，每天收集病人的心理问题，报告病情情况；用微信、电话和病人沟通，再用软件进行评估。我们还招募了后方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精神科专业研究生、志愿者等，进行远程心理干预。

　　睡眠身心健康评估也是阳光医院开展的一项工作。目前，已有1764人接受了评估。其中，确诊新冠肺炎患者513人，医务人员919人，其他人员332人。此外，我们还发动第三方支持。很多时候病人感到抑郁是因为他们觉得被嫌弃了，这时如果能听到亲朋好友的电话、社区街道和单位领导的安慰和鼓励，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大的支持。

　　在线下诊疗过程中，我们会特别照顾病人的情绪。我们要求，专家组每查看一个病人前，要跟他握手、拉家常。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病人第一反应是害怕。病人看不到我们的脸，也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就连每天给他开药的医生是男是女，可能都不知道，但如果见面时我们和他们握握手、拉拉家常，就可以减少他们的恐惧感。

　　而对于医务人员，我们则要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舒缓的工作氛围。关心要落到细节里——我们会和队员们坦诚地谈心；下雨时，找汽车接他们上下班；在他们过生日的时候给予关怀；对于一些工作强度大的医生，及时让他们休息。有的医疗队医生到了武汉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更要给予充分的关爱。我们还成立了“天使避风港”工作室，在这里，医务人员能接受音乐放松、体感放松、运动放松等多种形式的心理疏导。

　　疫情过后，心理问题依然会存在。疏导出院的病人，抚慰医务人员，都需要我们在线上、线下做长远、可推广、可普及的规划。

　　健康报：经历了此次疫情，您对医院管理有哪些新的思考和建议？

　　肖明朝：患者安全是一个严肃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我们要从身体和心理多方面去深刻理解。从此次疫情患者救治来看，我们对心理干预的重视不够。在医院管理中要加入人文关爱，不光要关心病人，更要关爱医务人员。

　　在非典以后，很多医院开始重视院感。但这次疫情依然暴露了院感管理不完备的问题，医院应以此为契机，做更大的改变。而且，我们缺少成熟的传染病上报机制，很多医务人员不知道怎么上报。另外，后台会不会处理、能不能抓住敏感问题并及时给出反馈，也成为传染病上报机制有效运行的掣肘因素。

　　疫情是非常好的课堂，但目前医学生还没有参与进来，这种实战场上所见、所感、所悟对医学生的成长是很难得的。疫情结束后，要组织深入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专门为学生开设讲座、病例、培训等课程，让医学生们尽快补上这门课。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