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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为转移视线而指责中国是危险的。”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勋爵近日撰文称，当前全球头等大事应是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健康和经济双重危机进行全面协调应对，而非进行无益且危险的“指责游戏”。奥尼尔曾任英国财政部商务大臣，是“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他这番话的背景是，西方一些人因本国应对疫情不力或其他原因，频频指责中国，杜撰所谓“中国责任论”等。几乎与奥尼尔撰写此文同时，《环球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除了谈及国际合作问题，他还对中国遭遇的“索赔”、全球化的未来等作了回应。

　　“索赔论”——美国对全球次贷危机负有责任，但从来没有人建议起诉美国

　　环球时报：疫情仍在蔓延，全球经济受到重创，未来依然不确定。您如何评价当下国际社会在疫情应对上的合作程度？

　　吉姆·奥尼尔：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国际合作一向反感，我认为二十国集团（G20）在3月26日举行的领导人视频会议让人总算舒了口气。相较于我所看到的其他危机，我对我们摆脱这场疫情危机更抱有希望，不过，我确实对国际合作感到担忧，特别是与2008年的情形进行对比。可以说，2008年是G20表现最好的一年。

　　这很令人不安，因为G20甚至无法就相对较小的一笔资金（约100亿美元）达成一致，这笔资金可以用来加速研发疫苗、新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如果G20不同意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分配增加方案，那也将是极其令人失望的。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令人担忧的迹象，包括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内部——到目前为止，他们未能就确保欧元区稳定并走出这场危机的关键步骤达成一致。

　　环球时报：前不久，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将世界经济因疫情蒙受的损失归于中国，呼吁英国向中国索赔。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有这样的声音。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做法？过去这些年，从寨卡到中东呼吸综合征、H1N1大流感，有过类似让某一国为某场疫情负责的情况出现吗？

　　吉姆·奥尼尔：我对这个问题不是很了解，也不太熟悉亨利·杰克逊协会，但我认为，向中国索赔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正如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很明显，美国对全球次贷危机负有责任，这缘于美国巨大的房市泡沫，这一泡沫不可避免地被戳破，从而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严重后果。然而，从来没有人建议起诉美国，人们反而渴望美国重新实现经济强劲增长。同样，我们都应当希望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尽快重回增长轨道——这也是它一直向其人民和世界传达的。

　　复工复产——“需要在测试、测试、再测试和追踪方面狠下功夫”

　　环球时报：一位意大利官员曾说，在疫情之初，意大利看着中国发生的一切，没有将其看作实实在在的警告，而是“像看一部与我们毫无关系的科幻电影”，后来“欧洲以我们看中国的方式看着我们”。您觉得这位官员描述的情况反映了这个世界的哪些现实问题？

　　吉姆·奥尼尔：我想，如果你看一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这其中许多我都很熟悉，而在这些指标上得分最高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能应对这场危机。7年前我离开了高盛集团，我还在那里时曾创建过一个指数，他们最后一次发布该指数是在2014年。在得分最高的10个国家或地区中，有8个在这次疫情中死亡/人口比例最低。前三名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不出意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也榜上有名。

　　环球时报：您3月初时是否想到美国和英国的疫情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回过头看，当初中国实施那么严厉的措施，集全国之力驰援武汉，依然难免不断有人死亡，医护人员也是疲惫困苦，为何就没有引起欧美警惕然后充分准备呢？

　　吉姆·奥尼尔：我一直从事传染病问题研究，主要是研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过去5年，我意识到传染病的挑战会导致世界各地发生灾难，而且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正如我们的研究所显示的，除非我们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否则随着抗生素的缺乏和耐药性的增加，每年可能会有多达1000万人死亡。我希望这场危机能说服大家拿出更多钱，更明智地将其用于传染病预防和抗菌素耐药性控制上。

　　我们需要像IMF所做的那样去行动，作为年度第四条款系列的一部分（IMF章程第四条款规定，IMF每年会派工作小组到成员经济体调研，就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形势与成员经济体进行磋商，并在IMF决策机构执董会进行讨论——编者注），开始定期就健康、疾病和系统性预防问题发表意见，推动各国对此更加重视。

　　环球时报：欧洲现在有不少国家在逐步放松限制措施，但也有人警告存在风险，您怎么看生命健康与生计生活这一两难选择？进行权衡时最需要注意什么？

　　吉姆·奥尼尔：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于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来说，这个挑战没有什么不同。可以看到，即使是最初表现非常好的国家比如新加坡，也正面临新的挑战。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在我们获得可用的疫苗之前，需要在测试、测试、再测试和追踪方面狠下功夫。

　　全球化——过度预测这场疫情导致的改变是危险的

　　环球时报：有人说，历数过往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这次疫情产生的反响可能是最富有意识形态的，您觉得是吗？

　　吉姆·奥尼尔：不一定。就死亡率和经济后果而言，这是我60多年人生中经历的唯一一次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危机，因此，其他任何事件都无法与它相比。

　　环球时报：因这场疫情，不少人认为未来全球化会减速，如果真的减速，哪些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是越南、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吗？发展中国家整体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吉姆·奥尼尔：我不确定我是否同意这些非常流行的观点。归根结底，全球化本质上是由消费者想要从世界各地购买最好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更好的东西所驱动的。许多公司和国家只是利用这些价格和需求压力套利。如果消费者已准备好为他们想要的许多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全球化当然会逆转或减缓。但我完全不认为大家愿意这样做。

　　我认为，随着一些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和作为贸易伙伴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可能会看到不同的模式。正如中国过去20年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地位不断增强，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等可能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环球时报：有专家称，世界可能重返上世纪80年代前的传统投资和贸易形式，您觉得呢？未来国际商业格局有可能朝哪个方向改变？

　　吉姆·奥尼尔：在我看来，过度预测这场疫情导致的巨大且持久的改变是非常危险的。这很危险。话虽如此，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决定我们影响力、满足感等的主要因素。2001年，我正是据此创造了“金砖四国”概念。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将看到（西方企业奉行的）“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主导地位发生变化，然后被“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所取代。与此同时，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会变得更“斯堪的纳维亚”，更加认可政府可以在社会中发挥更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