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今天，

是第五个“中国航天日”

也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50周年的纪念日。

50年过去了

还有人认识它吗?

来听听路人对“东方红一号”的看法吧！

80后、90后甚至00后

他们会认识“东方红一号”吗？

提到卫星

他们还能想到什么？

除了卫星

他们还知道哪些航天重器？

点击视频，看看他们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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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过的人

对“东方红一号”卫星

有什么印象？

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

卫星有什么用？

点击视频 “穿越”回50年前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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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街头采访中

大约七成的人

能详细讲出这一历史事件

还有大约七成的人

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非常关注和了解

“东方红一号”是

中国人迈向宇宙空间的第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

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我们说的每一个

“我知道” “我记得”

都是对参与研制过

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航天人

乃至全体中国航天人

最大的敬意

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仰望星空时，

还能看到“东方红一号”的踪迹，

它依然在太空中遥望着我们，也祝福着祖国。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造卫星”的宏伟设想。为了推动卫星研制，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发布、审议通过了多项规划和报告，出台了多项专门的措施和办法，形成了保驾护航“东方红一号”研制的10道“金牌”，使“天字第一号工程”按时圆满完成。

1958年8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二五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指出：“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装备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在聂荣臻副总理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把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代号为“581任务”，并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1958年11月，党中央在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又专门审议了研制人造卫星的意见和计划，中央政治局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决定拨2亿元专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

1965年3月，在我国相继成功发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背景下，国防科委召集各部门责任人座谈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月19日，国防科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提出了拟于1970年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建议。5月初，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这一报告。

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竖立在发射塔架上

因为这个任务是1月份正式提出建议的，因此代号定为“651”。周总理在会上还强调，只要“651”需要的，全国的人、财、物，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绿灯。“651”任务的确定也是人们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称为“天字第一号工程”的由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东方红一号”研制人员每餐只能吃到一个馒头，一毛钱的干菜汤，汤里只有几星油花，70%的科技人员都因营养不良出现了浮肿。可是他们仍不懈地向科学高峰进军。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和陈毅、聂荣臻将众多科学家邀至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宾席上，周恩来的一边是钱学森，一边是钱三强。聂荣臻举杯宣布说：“各位辛苦了，为了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4张大圆桌上摆满了一寸见方，烧得油光晶亮香味扑鼻的红烧肉。周恩来起身为在场的科学家夹肉并说：“吃吧，都要吃，吃好！吃肉补补脑。”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毛主席戒了肉，周总理停掉了茶，邓小平戒了烟……党中央向科学家们表示关怀和感谢的礼物，却是一碗碗科学家久违的肉。这在富裕的年代不一定算得上佳肴，但在历史的那一刻，“周总理请吃肉”“科技工作者特供”成为一种激励，一种鼓舞，一种动力。

为了保证“东方红一号”等重大科技专项的顺利推进，聂荣臻亲自向海军及北京、广州、济南等大军区“化缘”了一批肉、鱼、黄豆等副食品。聂荣臻指示：这些食品只能供科技人员食用，其他人员不得享受。这些肉、鱼、黄豆因此被冠以“科技肉”“科技鱼”和“科技豆”之称。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东方红一号”研制人员的伙食得到了改善。食堂开设了甲、乙两个售饭窗，其中甲窗前供应肉片炒菜、白米饭、汤，专供科技人员。有时候在这个窗口，每位科学家还能得到一个用羊油煎的小面饼。清炖黄豆被加进了科研人员的菜盘子，虽然只有一汤匙，却温暖了科研人员的胃和心。

“东方红一号”研制的关键阶段，正值“文革”时期，各分系统的仪器做出来后，都被认真镶嵌上一枚毛主席像章，有的像章还很大，导致卫星超重问题严重。

另外，每台仪器都有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的厚度不同，散热的情况也不同。仪器上增加毛主席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想不到的技术问题。但如果肯定地说，在仪器上加个像章就会把仪器弄坏，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没有经过论证，也没有完整的计算和试验数据。

镶有毛主席像章的《东方红》乐音装置

在当时，“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错误舆论背景下，多说一句话都极有可能招来麻烦。那到底应该怎么办？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孙家栋作为“东方红一号”总体技术总负责人和钱学森的助手，与钱学森一同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总理作汇报。本着对航天事业负责的态度，孙家栋郑重地对周总理说：“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安装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质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会对运行质量产生影响。”这马上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周总理说：“政治挂帅的目标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是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

周总理的话让大家安了心，这个棘手的难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组织召开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论证协调会，确定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的十二字卫星总体技术方案。作为卫星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为了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解决有无问题的基础上，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应用卫星，因而大胆地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

但在确定卫星总体设计指标时，矛盾接踵而来。体积要求、重量要求、功能要求、匹配要求，一个个困难摆在了研制队伍面前。

东方红一号卫星使用的是化学电池，从总体出发难以平衡和满足各分系统初始功率的消耗要求。比如当某些分系统申请到比较大的功率指标后，其部分子系统却用不完那么大的功率，这些功率消耗不掉，反过来会给整星温度控制系统带来不必要的新问题。当时各分系统的设备都已经做出来了，再改动显然来不及，这个看似不大的问题却让很多科学家都头疼。

孙家栋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出现余量的分系统串联功耗电阻，富余多少就串联多少，把富余的功率由电阻消耗掉。这样既不影响设备的工作状态，又可以保持原设计的热平衡状态，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太空奏响《东方红》，听似简单，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起来是有很大难度的。

考虑到地面的元器件没有经过上天考验，研制人员以高稳定度的6个音源振荡器代替“音键”，用程序控制线路产生的节拍来控制音源振荡器发音。

为了保证乐音嘹亮悦耳，研制人员专门跑到北京火车站聆听钟楼的报时声，又跑遍了北京各大乐器店，最后决定把北京火车站钟声的节奏和铝板琴的琴声合二为一。

从“音键”的选择、调配，到所有元器件、材料和测试仪器，科研人员进行了上百次实验，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奏出了音色纯正、节奏明快、格调高雅的《东方红》乐曲。

人们喜看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过头顶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准确入轨，为璀璨的星空再添亮丽，掀开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航天人追星逐梦树丰碑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