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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每当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就会引发“该不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也持续到了本次人代会的会场。有代表赞同，认为应该降低刑责年龄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帆就持这一观点。但也有代表反对，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和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就都认为，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

　　尚伦生表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是为了打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刑法不是万能的，“不是说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12岁、13岁的孩子就不犯罪了。这就如同刑法当中规定，职务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前赴后继，有的被判了死刑或终身监禁，可是后面还有人创造了新的贪腐数额。所以从这上面看，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我们要抛弃刑法万能的这种思想理念”。

　　冯帆则提出，“我赞同降低刑责年龄，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刑法没有威慑力是万万不行的”。

　　从事了近24年少年审判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中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认为，应该以审慎的态度看待刑责年龄，并且一定要基于相应的数据和理论分析。

　　观点交锋1

　　是否应当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

　　尚伦生认为，主张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中，普遍采用一个论据，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为8周岁以上，认为参照民法中的规定也应当降低刑责年龄。“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刑事的问题，一个是民事的问题，刑事的问题属于公法规范的范围；民事的问题属于民法规范的范围，也就是私法规范的范围。私法可以宽容，可以放得更宽一些。但是公法或者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把握，不能随意降低”。

　　冯帆则表示，民法总则之所以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降低为8周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认知力在不断提高，甚至身体发育状态都比过去强壮。所以从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来说，如果14岁以下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可能跟现在孩子的成长状况是不相匹配的”。

　　她表示，刑法作为公法、民法作为私法，二者确有不同，但是，主张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适当调低刑责年龄，并不涉及公法与私法的关系，并不是要将刑责年龄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调到同一个标椎，而是在刑法现行的刑责年龄基础上适度下调，避免未满14周岁的低龄暴力犯罪“一放了之”。

　　观点交锋2

　　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不具有普遍性？

　　尚伦生认为，衡量刑责年龄该不该降低，应当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刑法一定要有度，即便是冰冷的刑法也一定要有温度，特别是在青少年方面，要给予特殊的保护，甚至说在某些时候是网开一面的，包括我们刑法当中的前科消灭制度、分层制度等等，都是对青少年的一种特殊保护”。

　　他表示，现实中虽然有14周岁以下恶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但是比例很小，“这种事情但凡发生了，大概都在媒体上曝光了。一年也就这么一两起，或者三五起。在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而刑法规制行为一定要带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极个别的情况如果在刑法中被规定为犯罪，“有点顾此失彼，没有顾全大局，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爱，没有体现出国家的情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对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宽容度越大”。

　　陈海仪也强调了数据基础的重要性，她认为，首先要有数据基础，来判断涉罪的未成年人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而不是因为个案做决定。“法律是有滞后性的，法律的制定需要综合考量各个因素，首先必须要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提供科学而客观的依据。”

　　此外，她表示，从国际整体趋势来看，14周岁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年龄界限。“我应该和心理学专家，伦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方燕也表示，去年两会期间她还主张降低刑责年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观点已经改变，认为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为什么？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观讲还不占大多数，不具有普遍性”。

　　冯帆则认为，虽然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但是其主观恶意和危害传播效应很大，比如弑母案，“虽然一年可能在没有几起，但是其他的青少年看了以后，觉得还不用承担任何相应的刑事责任，这就给其他的青少年造成一种负面的消极作用”。

　　冯帆表示，刑法确实需要遵循谦抑性原则，青少年也确实需要保护，“但我觉得这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去重新做一个考量。什么样的年龄段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认知程度，应该和行为后果之间有一个相应的匹配。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案件数量少，就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特别的宽容和保护。其实保护未成年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考虑在量刑方面酌情减轻刑罚”。

　　观点交锋3

　　是激活收容教养制度，还是社会矫治？

　　方燕表示，调研过程中发现，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这些孩子很年轻，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

　　她说一年多来一直在纠结，在摇摆，然后再论证，“最后论证来论证去，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先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 但是是理智的、可行的”。

　　本次人代会，她提交了议案，建议激活收容教养制度，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继续保留收容教养制度并加以完善，做出立法解释使其具有法律依据，在审理和决定程序上实现司法化，并由民政部门领导，司法行政部门协助，成立专门的收容教养所。

　　尚伦生则认为，不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送入收容教养机构，都会引发一个问题，“污染的传播，毛病会互相传播互相污染，就是说这娃娃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毛病，出来的时候可能成了10个毛病了，一项全能可能成了10项全能”。

　　因此，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监管社会矫正。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但送到司法所，家长、学校签责任书，把责任落到学校、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对孩子的成长、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

　　冯帆则表示，对于未满14周岁的低龄暴力犯罪，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有效的教育挽救制度，“所以我认为刑责年龄可以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我支持的一个理由”，她说，有人认为追究刑责、关入监狱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但是实际上监狱除了惩罚，其实也同样有教育的功能，“可以针对青少年做一些特殊的安排，这并不妨碍对青少年的教育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