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日下午举行闭幕会，表决各项决议草案、法律草案和决定草案。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终于要走进我们现实生活中了。回顾参与立法过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啸用“感慨万千”四个字来描述。民法典刚刚表决通过后，他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几代民法学人的立法梦想得以实现。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法学界一起努力推动，在立法中建言献策，现在通过了，每个民法学者都会感到自豪。当然，这是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民法典1260条，接下来如何具体理解和适用，还任重而道远。”

　　这部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能否顺应信息网络时代？其中一些热议条款，是如何一步步写入的？颁布实施后，对人民日常生活有怎样的影响？程啸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民法典顺应了现代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如网络购物、网络侵权、个人信息收集等。”程啸表示，民法典是一部面向21世纪的、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重要作用的基本法律。

　　30天“冷静期”适用于协议离婚

　　家暴或出轨等诉讼离婚不受限

　　红星新闻：民法典中规定的离婚冷静期，您怎么看？

　　程啸：立法过程中，离婚冷静期的争议比较大。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原则是婚姻自由，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但是，所有的自由都有限制，如直系亲属之间不能结婚，法律会基于公序良俗作出限制。

　　离婚自由方面，也要一些问题有所考量。“冷静期”只适用于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去协议离婚。他们当初可能是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一气之下就要去离婚。事后可能又反悔了。我们要防止这类冲动型离婚。

　　另外，离婚对整个社会有一些不良影响。社会由个人家庭组成的，离婚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如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所以，法律上对这种协议离婚，规定一个30天的冷静期。彼此经过30天的深思熟虑，觉得还是要离婚，这当然就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他们的离婚权利。

　　“冷静期”制度并不适用所有的离婚情形，发生家暴或婚内出轨现象，确实导致感情破裂，到法院去离婚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冷静期”适用问题。立法者在规定很多制度时，会对多种利益有所考虑，不会维护一种绝对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其实会对其他权益或利益构成影响。

　　如何在各种利益间划出很好的边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民法就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的平衡器，它要达到最好的平衡。

　　单位要建立性骚扰预防和投诉机制

　　雇主可能会为雇员性骚扰行为担责

　　红星新闻：民法典对防范“性骚扰”的规定，有何现实意义？

　　程啸：性骚扰话题，是社会上很关注的问题。之前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性骚扰有规定，但其缺陷在于，只是一个宣誓性规定，如规定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另外，性骚扰的对象仅限于妇女。实际生活中，同性之间、异性之间都可能存在性骚扰。

　　民法典在人格权编的身体权和健康权部分，对性骚扰问题作出规定，而且非常全面。首先，民法典规定身体权、健康权部分，体现了性骚扰是侵害别人对其身体的自由支配，如别人的隐私部位不能去触摸。另外，性骚扰对他人的身心健康会造成损害。长期的性骚扰，会让受害者饱受压抑，心理健康受损。

　　其次，民法典明确界定了性骚扰，其本质是违背他人意愿。性骚扰不同于刑法上的强制猥亵情形，那些情形已经构成违法甚至犯罪，如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若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规定其承担民事责任就很重要。

　　在民事责任中，一方面，当然要让实施性骚扰的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同时也要注意，性骚扰者为何可以做到违背别人意愿。受害者往往有忍辱偷生、不敢反抗的情况，因为很大程度上双方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上下级之间，受害者碍于施害者的地位，不敢做声。甚至在某些高校，老师对学生有学业上的控制关系，要是说出去了，他可能就毕不了业。所以，民法典特别强调这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要建立起预防机制和投诉机制。

　　实际上，单位建立相关规章制度后，一旦发生这类事情，可以很快启动调查程序。有时单位的处理会比到法院诉讼更有效率，也更有威慑力。劳动法有明确规定，劳动者实施性骚扰，单位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而且不予经济补偿。高校里，按照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要求，对存在性骚扰的老师，可以一票否决。别说晋升职称，连饭碗都保不住，会被直接被开除。

　　民法典专门对预防和制止性骚扰作了顶层设计，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下一步，会有各种具体规定，如劳动法、教育法等许多法律中都要有相应的措施。民法典规定的预防、制止义务，单位违反了也要承担责任，雇主可能因没履行这种安全保障义务，要为雇员的性骚扰行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网购下单、快递签收、网站VIP会员……

　　民法典对网络社会生活规范周全

　　红星新闻：民法典能否跟得上网络信息时代的步伐？

　　程啸：民法典充分关注了我们处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的情况。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建议在合同编里规定一个网络服务合同章，最后没能专设这一章。但这并不影响民法典对网络社会的规范。

　　比如，总则部分提到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合同编中有关网络合同的订立，规定订单提交时合同就已订立，快递签收了就意味着合同已履行交付。还有一些信息服务，如购买了一个网站的VIP会员，对方将相关数据发送给购买者，会员身份可以识别了，这算合同履行了。

　　另外，对网络上多发的涉及侵害他人隐私、名誉、肖像等行为，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都有相应的规范。对于网络侵权行为，原来的侵权责任法只有第36条规定，如今民法典里采取4个条文来详细规定，如采取通知删除等必要的措施规则，赋予了网络用户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的权利，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网络服务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以便预防和制止网上的侵权行为。

　　当然，网络技术发展很快，有一些问题可能还不适于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如大家很关注的网约车问题，发生交通事故后谁承担责任。

　　红星新闻：那生活中真遇到乘网约车发生事故，民法典时代该怎么处理？

　　程啸：关于网约车的问题，当初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时，早期是有写入的，后来删除了，考虑到这个问题还处在发展变化中，民法典作为一部基本法，一旦规定就不能频繁修改，所以，这类不是很成熟、很稳定的规则，放到民法典中反而不利于对其规范。

　　网约车属于新业态，发生交通事故后，乘车人、开车人、网约车平台，到底谁担责？民法典没直接对其进行规定，并不意味着现有规则不足以解决这类问题。人民法院可依照侵权责任编里的相关规则，解决不同情形下网约车的责任承担问题。

　　熊孩子偷着打赏主播，家长能要回吗？

　　民法典有规定来解决这类问题

　　红星新闻：现实中，一些熊孩子背着大人巨额游戏充值、打赏主播。民法典如何解决这类问题？

　　程啸：确实有过类似案件发生。如一个孩子把父母的几十万元用于打赏主播。对于这类行为，民法方面有规范，他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从事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现在的孩子很小就懂得用手机、电脑玩游戏，还有给直播打赏的。

　　最高法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是在强调网络直播平台对于打赏人身份的审核义务，应该判断他是否为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一个八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涉及到他的行为与其智力、理解力相适应的问题。有的时候，孩子一冲动，可能几十万就没了，这也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民法典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的规定，是可以解决这类问题的。

　　扶不扶、劝不劝，还有后顾之忧？

　　民法典为善意之举撑腰：免责！

　　红星新闻：扶不扶？劝不劝？这可能是一些人遇事时的纠结。民法典如何为公民的善意之举撑腰？

　　程啸：民法典通过之前，民法总则就规定，首先要分清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在救助他人？是不是他实施的侵权行为？如果是你把别人撞伤，从法律上你有义务去救助别人；如果只是个路人，看见有人摔倒了，你不是法定的救助义务人，而自愿救助他人，这种情况下，就算给这个人造成损害，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有规定，见义勇为过程中遭受损害的，可以找侵权人赔；在救助倒地人时，自己被另一辆车撞伤，可以要求撞人者赔，如果这人逃逸或根本没有赔偿能力，也可要求被救助人给予相应补偿。

　　所以，民法典从两个方面保障人们见义勇为。对于见义勇为遭受损害的，民法典总则里规定，自愿救助他人给对方造成的损害是免责的。生活中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民法典在此回应了群众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