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眼下一提“新基建”，很多企业界朋友都两眼放光，心动加速，迫切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捷足先登的人。要想参与“新基建”，就要弄懂“新基建”。从政府层面讲，如果“新基建”最终成为一次“分蛋糕”的盛会，也将事与愿违，事倍功半。

　　同样作为全球危机中的国家经济振兴计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把“新基建”与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进行类比。那么，“新基建”与“四万亿计划”有何异同？“四万亿计划”能为“新基建”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

　　回顾“四万亿计划”，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当时在工业企业中有一句口号，叫作‘在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觉得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必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抱团取暖，这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仔细琢磨这句话，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时候，肯定要有企业破产，有企业退出，肯定要下岗分流，肯定要减少收入，奖金也不能再发那么多了。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不减薪、不减人，什么时候减薪减人？”

　　李毅中先生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又发人深省。

　　“新基建”是“四万亿计划”的扬弃

　　从出台背景、战略目标、实施方法、意义和影响等方面看，“新基建”与“四万亿计划”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基建”才能趋利避害，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就是所谓的“四万亿计划”。

　　“四万亿计划”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在保障就业、提振消费、避免经济下滑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四万亿计划”严重刺激了国内通货膨胀。货币的滥发导致虚拟经济过度增长，而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尤其是房价的过快增长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透支了未来发展潜力，从而导致城乡差距拉大以及贫富不均加剧。而房地产的繁荣又伴随着地方债高企，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风险。

　　有了“四万亿计划”的前车之鉴，笔者认为，“新基建”至少应有以下改变。

　　第一，“新基建”中的政府角色应当转换。“新基建”和传统基建都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通用性等属性，当然离不开政府的统筹和布局。但“新基建”也应当规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走过的弯路，特别要破解政府包办、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等老大难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和政府推动项目的方法应当改变，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从领导到引导、从指挥到服务、从定规划到定规则的角色转换。

　　第二，“新基建”应当具有强烈的商业化属性。其中，企业应该发挥主体、主导和主角作用。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发展，特别近些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数字化信息通信企业，它们应当成为“新基建”中最活跃的要素和力量。

　　第三，“新基建”应当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要以国家政策和资金为引导，广泛吸纳各方面力量（包括国外力量）参与。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技术创新性强、发展变化快，还面临更大的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在与市场需求相耦合中创造价值，必须鼓励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新基建”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明显，相应会带来大量新增就业，并会优化中国就业人员的结构。同时，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力量，铁路、电网等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在高速铁路、特高压电网等方面无疑将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些领域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机制来吸引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

　　第四，“新基建”应当鼓励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新基建”的投资规模显然是巨大的，难以精确估计。而且，“新基建”投资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由政府投资，但随着社会力量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壮大，社会资本规模不断扩展以及社会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今天的“新基建”已经有可能不再让政府唱独角戏，而更多是由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合作完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将成为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的可靠保障。

　　第五，“新基建”应当更加关注知识产权保护。要力求在知识产权的获取、归属、分配、转移等方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

　　第六，“新基建”的组织形式应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新基建”奏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强音

　　“新基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新。“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新基建”要求把这些新一代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物化为新型基础设施。

　　二是需求新。数字经济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也是世界潮流。当下我们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等，都在呼唤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而这些正是“新基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机制新。传统基建的功能属性相对独立，边界比较清晰。“新基建”涉及的许多技术既有自身特性，又需要相互交叉融合。因此，以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对于这些新事物，很难沿用传统的监管思路和发展模式，亟待以新机制为其营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

　　本世纪以来，全球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资源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世界新技术变革风起云涌，给人类带来解决各种共同危机的希望。即使新冠肺炎疫情会在一定程度上迟滞这一进程，但总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正是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中国从“新基建”上发力，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上游转移，有望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脱胎换骨的蜕变。

　　随着“新基建”的不断推进，绝大多数的企业陆续实现联网，业务全面数字化，这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从而改变生产关系。在带来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将有力地促进消费升级。这些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而且还可以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从而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与“新基建”有关的各种新技术已经在“战疫”行动中显露锋芒。大数据疫情筛查防控、医用物资生产调运、远程医疗、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生活物资网购、有序复工复产等，让整个社会仍然可以高效运转，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凸显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线上需求、线上经济、线上服务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新基建”赋能传统基建和传统产业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然而，我们不能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新基建”也不意味着可以替代传统基建。若没有发达通畅的交通体系，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都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若不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城乡基础设施体系的智能化和数字化也无从谈起。因此，“新基建”不仅包括以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还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其中第二方面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成就巨大，但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在量和质上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任重道远。“十四五”是我国从全面小康迈向初步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国际形势大变化、国际格局大调整的时期，是中国推动新产业革命的重要时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推进新技术变革，都需要有“新基建”。“新基建”无疑将是“十四五”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2020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时，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新基建”既有社会公益属性，也有鲜明的行业特色，需要全社会包括信息技术企业和其它工业企业协同努力。“新基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进电子信息产业与垂直行业跨界融合。所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新基建”的重要历史使命。

　　（作者刘亚东，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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