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上观新闻消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拥有一整幢5号楼。作为科室主任，张文宏的办公室在顶层5楼，一桌一椅一柜一沙发，已把房间填满。我们聊天时，他轻轻一挥手，就碰翻了办公桌上刚倒好的咖啡。

　　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连通着另一间同样狭小的办公室。张文宏说，那是专门留给他的导师翁心华教授的，翁先生80多岁了，疫情前每周会来一两次，打通两间办公室是为了照顾他。“我们楼里都是公用厕所，我在两个办公室中间弄了个洗手池，也是为了方便翁先生。”

　　张文宏办公室里的这扇小门，连通着隔壁翁心华教授的办公室。摄影：高渊

　　这是一个周六，我们约好上午10点半，但被人抢了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派人专门来找张文宏，向他征询对中超联赛重启的意见。11点多，张文宏从1号楼走回5号楼，一路拿着IPAD和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专家连线，这是每天例行的会诊，对象是目前还未出院的新冠肺炎病人。中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来访，双方要合作研发关于疫情的数学模型。下午3点，主题为疫情期间妇幼保健的在线论坛开幕，张文宏是主讲嘉宾之一。

　　“其实从这个星期开始，我的工作量已经明显下来了。”张文宏打开一个黑皮封面的厚本子，边翻边说，他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但有空的话还是会记一下每天的大事。翻到了好几页白纸：“这就是我最忙的时候，当时没时间记，预留了几页纸想过几天补记，但连补记的时间也没有。”

　　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中，这个自称“长得不是很帅，也不是很能讲”的临床医生，三天两头出现在公众面前，一会儿说“共产党员先上”，一会儿要求大家继续在家“闷”两周，一会儿建议开会跟关系最差的同事坐一起。这些坦率而又充满个性的大白话，在社会上闹出了很大动静，也让他瞬间圈粉无数。

　　虽然采访主要用普通话，但闲聊时他主动跟我说上海话。这个曾经的温州瑞安青年，18岁上大学才第一次来到上海，他的上海话却很流利。见我好奇于此，他解释说，来上海没多久就能听懂上海话，而开口讲应该是在研究生期间，当时身边的同学好友都鼓励他讲，并没有传说中上海人对外地人讲沪语时音调的苛刻。后来，因为夫人是上海人，“所以在家里也讲上海话，但两个儿子只讲普通话，大儿子在剑桥大学念博士，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不爱说方言。”

　　对于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张文宏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包容。包容他刚开始讲上海话时的不标准，接受他这个小镇青年来到大医院工作，鼓励他这个“个性专家”充分发表意见。

　　虽然时有打断，但张文宏总能接得上，既梳理了过去这跌宕起伏的五个月，也剖析了这次上海抗疫的核心经验，以及他最近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听他说话？下午3点半，张文宏送我到5楼电梯口，一边帮我按下行键，一边说：“今天不错，聊了一些深入的问题。”

　　人物档案

　　张文宏：1969年8月生于浙江瑞安，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医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第一章：一开始肯定很担心

　　高渊：现在回想起来，你真正进入“战疫状态”是哪一天？

　　张文宏：应该是1月13日开始的，因为12日我还在出差。那天一早去了浙江舟山，当地的医学会请我去讲课。他们让我自己定题目，我主讲了冠状病毒的发现和武汉石正丽团队的鉴定。

　　实际上，我比较早就关注到这个病毒，而且发现它的问题会很大。当时还没有掌握第一手的病毒标本，所以没有着手去弄，但我已经呼吁大家关注这件事。在这之前，我在北京也讲过一堂课，现在网络上还能看到，也是讲病毒猎手，点击量非常高。

　　高渊：你当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是在上海发现病例之前还是之后？

　　张文宏：上海确认第一个输入性病例是1月20日，在这之前专家组已经成立了。我有个习惯，每天记录一下当天的事，但1月13日之后几天特别忙，连记的时间都没有。

　　当时，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上报病例时，先做全基因组测序，再由他们审核。在上海是疾控中心负责，我们华山感染科同时做平行实验。完成测序比对后，上海第一时间报给了国家卫健委。

　　高渊：一开始，你心里有底吗？

　　张文宏：没底。上海到底能不能控制输入性病例，全国究竟会蔓延到什么程度，对这些我心里都没底。春节那几天，我一直在想各地的防控措施、诊断体系、网络布局，是不是足够结实，实际上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那时候，我就住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里也整天在开会。半个多月以后，上海的新发病例开始下来，这就证明传播的指数被控制住了，这个时候心就定了。

　　高渊：那时候，让你们派医生护士支援武汉，派得出人吗？

　　张文宏：肯定会有担心，我觉得这是常态反应。但随着情况发展，大家都知道必须去，都积极报名。

　　高渊：你在第一时间说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可以在2到4个月控制住疫情。你觉得当时这话说得冒险吗？

　　张文宏：钟南山院士在1月20日公开说这个病毒肯定人传人，23日武汉封城，我在24日就这么说了。当时这么说确实很冒险，也引起了很多争议，特别是圈内的争议。

　　但我当时的原话是，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都非常顺利的话，应该2到4个月可以把疫情控制住；第二种是比较胶着，大概6个月左右控制疫情；第三种情况是控制不住，这个病在全球流行。因为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美国就是这样的，一开始也是严防死守，到最后没有控制住。

　　也就是说，2到4个月控制疫情是三种情况中最乐观的一种，因为事情发展总归会有好中差不同可能。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中国控制住了，世界出事了。

　　另外，我当时敢这么说，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在上海，我掌握的情况不仅是医疗救治这方面，还有防控的方面。

　　第二章：上海做对了什么

　　高渊：在这次疫情中，你觉得上海的防控难度属于哪种层级？

　　张文宏：疫情刚开始时，英国《柳叶刀》杂志做过分析，他们认为上海常住人口有2400多万，加上流动人口超过3000万，进出航班又是全中国最多的，所以把上海的风险排在全球大城市第一位。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用数学模型测算，如果上海控制不力，会有80万人被感染；如果防控做得不错，应该有8万人被感染；如果做得非常好，感染人数也会接近3万人。而结果是，到现在本地确诊病例在350个左右。

　　高渊：站在你的角度看，上海究竟做对了什么？

　　张文宏：针对这次疫情，上海第一时间成立了专家组，后来很快分成两个专家组。我担任的是医疗救治组组长，还有一个组是公共卫生组，组长是原上海市卫生局巡视员彭靖。也就是说，一组是临床医生，负责治病救人；另一组是疾控专家，负责疫情防控。

　　但从一开始，我们两个组就是打通的，公共卫生组所有的会议我都参加。医疗救治组的专家在郊区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公共卫生组专家在市区的上海疾控中心。我是天天来回跑，参加两个组的会。

　　过了一段时间，市里正式发文，把“医防融合”的思路制度化了。这两个专家组都设了双组长，我既担任医疗救治组的第一组长，还担任公共卫生组的第二组长，组员也有好几位横跨两个组的，像中山医院的胡必杰医生等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在医院发现的第一手病例在公共卫生组讨论，跟防控专家一起来制定对策。

　　高渊：这么做能改变什么？

　　张文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提出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疫情暴发初期，医生和防控之间出现了鸿沟。

　　也就是说，医生是医生，防控是防控，医生发现了病情后，报给防控等他们作出反应，会有一段时间。而防控那里掌握的疫情最新动态，很多医院，特别是非传染科的不少医生可能并不知道，这才会出现武汉的医生被传染的情况。

　　要说怎么加强预警和防控体系建设，“医防融合”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威胁国家安全的传染病，医生和防控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上海这次就是这么做的。

　　高渊：医生和防控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吗？

　　张文宏：容易有，因为疫情控制得好，大家都会说是自己的功劳，一旦控制得不好，又容易推给对方。但上海没有，我们是一起的。从来没有谁出来抢功。

　　高渊：在疫情中你这么敢说，也是因为掌握了全面的信息？

　　张文宏：照理说，我一开始只是医疗救治组的组长，我出来应该讲这个病用什么药，具体怎么治才对。但是，对我们是怎么治好病的，尤其是针对某一个病人怎么治的，可能只有病人的家属关心。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身边有没有人得病，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得病后会不会死掉。

　　所以我始终都在讲怎么防控，因为这才是老百姓最想知道的。也正因为我横跨两个组，了解足够的防控信息，能讲到点上。

　　高渊：你成为这次抗疫中的“网红专家”，并不仅仅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和口才，还因为有上海这个“医防融合”的大体系在背后支撑？

　　张文宏：一个新发传染病刚起来时，我们的认识肯定会有局限，但“医防融合”这个体系能把能力提高。上海把救治和防控两个层面黏合在了一起，我也深度参与了，才使我的声音传得更远。

　　不然，全国每个省都有专家组，都有组长，怎么轮到我牛哄哄地一直在讲。其实很多专家组长表达能力比我强，业务水平可能比我高，但他们站的点位跟我不一样，“医防融合”大体系让我成了“网红”。

　　第三章：我是被社会选择的

　　高渊：这5个月来，你一直在各种平台上发声，不嫌烦吗？

　　张文宏：我曾经说过，如果说我做的事对国家的防疫工作还有一点点贡献，主要就是跟老百姓的沟通。

　　我传达的都是核心内容，非常科学的。否则你如果跟老百姓讲，这个毛病没什么的，你们就待在家里吧。老百姓会觉得你在瞎讲。专家跟老百姓沟通，一要权威，二要科学，三要准确。比如，我说夏天到了，这个病不会结束的，中国几乎是我第一个讲的，当时很多人骂我。我还讲了这个病控制得不好，全世界要蔓延的，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高渊：你这么不厌其烦地讲，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张文宏：我用聊天的方式跟老百姓进行沟通，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只是想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同时要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道理是什么。而不是看到疫情很厉害了，我怕说错，怕有舆情，我就先不说，不让大家知道，实在瞒不住了再说。这不行的，我们一直是有一说一。

　　高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群体免疫”？

　　张文宏：我一直认为，“群体免疫”有两种概念，一种是生物学的概念，必须非得感染过疾病或者打过疫苗，才有了抵御力。但现在疫苗还没有，如果全国人民都生一次病，那死亡的人数将是没法忍受的。在我们国家，人民是放在第一位的，就不可能允许有疾病的蔓延，宁愿各方面都慢一点，也要保证不死很多人。

　　另一种是社会学的概念。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控制住疫情，这跟全民动员有密切关系。其中，专家和社会大众的有效沟通非常重要。只有让全社会了解疫情发展，他们才能有效做好个人防护，才会有冲上抗疫一线的责任感。在上海，医生、护士乃至居委会干部、警察、海关人员等，无数抗疫民众组成免疫屏障，阻挡了疾病蔓延，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

　　高渊：你对着镜头和话筒讲话，跟平时说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文宏：平时怎么讲就怎么讲，就像朋友之间的交流。实际上，老百姓可能官话听多了，都喜欢这种简单的沟通方式。现在的传播手段比以前快很多，以前的影像传播还要通过记者剪辑，然后在电视上播放。现在都是赤裸裸地扔到老百姓前面，好就好，不好就骂你，踩死你。

　　最近我也在想，为什么社会上会这么关注我的看法？我想可能是，大家希望我这个临床医生多发表意见，这样他们能在获得疫情最新信息的同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需要做什么？这次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对公共卫生的直报体系进行改革，我觉得既要公布疫情信息，也要有大家信得过的专家进行解读。

　　高渊：因为大家相信你，所以各行各业都在咨询你的意见？

　　张文宏：公共卫生是个大体系，不是卫生一家的事，而是关系整个社会。前一段时间，北京冬奥会的组委会来找我讨论疫情，还有教育部关于什么时候开学，以及开学后的防控、高考日期等，邀请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作为一个防疫专家，不光是看几个病人，但如果这几个病人都不看，对疫情肯定是不了解的。等于你整天在防疫，但防的是谁却不知道。所以，将来的防疫专家要横跨临床和防控，还要渗透到各个领域，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判断经济怎么运行、体育赛事什么时候启动、启动之后怎么防护等等。

　　高渊：你这种金句连连、脱口秀式的表达方式，老百姓当然会很喜欢。但你不仅是专家，还是政府任命的专家组长，有没有人委婉提醒你注意身份？

　　张文宏：人都很聪明的，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是看得出来的。我跟老百姓的交流方式，实际上是被政府认可的。我觉得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无论官员还是专业人员，都要更好更有效地跟大众沟通，讲话会越来越平实。

　　这不是我带来的风气，我只是被社会选择的，这是社会大众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力量。

　　第四章：必须跟全世界对话

　　高渊：这次疫情中，你跟海外的沟通也很频繁。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邀请你做的对话吧？

　　张文宏：对，那是3月下旬，当时美国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了，国际上的信息又非常杂乱，在美国的留学生和侨胞都很担心。那天做完连线已经晚上11点半了，我还要开车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宿舍。第二天早上6点，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上海市外办转来的崔天凯大使的亲笔信。

　　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崔大使漂亮的手书，更是那份诚挚的情谊。我当然也手写了一封回信，通过外办寄给大使馆。因为疫情关系，这封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个月。因为崔大使也是上海人，我跟他相约，以后有机会在上海找个小酒馆把酒言欢。

　　高渊：那时候，是不是有不少中国大使馆请你做连线对话？

　　张文宏：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和侨胞比较多的国家，像中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大使馆都来找我。海外侨胞非常想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高危人群是哪些，他们应不应回来？

　　大使馆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海外侨胞已经认识我了，听到过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他们觉得听得懂。几次对话效果都不错，跟驻美国大使馆连线那次，据说美国疾控中心的不少人都扫码进去看了。

　　高渊：你跟海外对话最多的，是世界各国的临床医生和疾控专家？

　　张文宏：在三四月份，基本上每天或者隔天，都要跟国外的专家连线，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还有孟加拉的、印度的、非洲的等等。四月份最忙，因为美国暴发了，经常是一天要做三档海外连线。我没仔细算过，到现在大概做了四五十档。

　　比如4月15日这天，我在本子上记了一下。上午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查房，有好几个病人包括两个危重病人出院，办了个出院仪式。中午回到华山医院，举办援鄂勇士归来欢迎仪式。下午跟欧盟四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连线，跟留学生和侨胞对话。晚上再回到医院，和德国的几十个专家对话。接着还有一档，是中美交流协会组织的与美国休斯敦医生的对话，我和复旦医学院的吴凡副院长各讲了一个专题。

　　张文宏日记本上的4月15日这一天。摄影：高渊

　　高渊：会不会有人说，跟留学生和侨胞对话是应该的，但你作为专家组长，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上海防控和治疗上，而不是整天跟国外专家连线？

　　张文宏：有人不理解，觉得这个医生尽干这些事，有点不务正业。其实疫情开始后，我一直就守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那里是上海的前线，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看病人，每天上午都查房。

　　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我还有第二份工作，跟全世界的侨胞沟通，跟全世界的临床医生沟通，跟全世界的防疫专家沟通。

　　高渊：跟全世界对话的目的是什么？

　　张文宏：要了解全球的疫情发展情况，反过来可以为上海防疫提供决策依据。我们要给政府提建议，复工复产安不安全，全世界什么时候会打开，下一阶段上海会面临多大的风险？抗疫应该是全球一盘棋，需要组建全球抗疫共同体。如果连人家在做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当这边的专家组组长，不是瞎搞嘛。

　　高渊：另一方面，对话能不能收到向全世界说明中国的效果？

　　张文宏：我们要了解全球防疫的进展，也要让全球听到我们的声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因为在疫情中，不少西方媒体把中国描绘成了人间炼狱。

　　有几次，我跟国际传染病专家对话，包括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首席科学家等，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中国公布的疫情数据，为什么比他们模型上预估的要少得多？这个问题是很厉害的，言下之意是要么你们隐瞒了，要么你们统计错了。

　　这时候，我就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怎么有效控制疫情的。如果像我这样一线的专家不说，让谁去说呢？谁还更有说服力？所以我的日程表排得再满，这件事我还是要做的。

　　高渊：在国际对话中，能好好说话吗？

　　张文宏：在疫情问题上，全球是一个共同体，大家都应该好好说话。他们好好跟我说话，我也好好说。现在跟我交流的都是专家，是愿意好好说话的，而且专家可以影响他们那边的其他人。

　　当然，有些政客不讲理，那就结束，他们不会找我，我也不会跟他们说。国外媒体找过好多次，我都没接受，因为他们有可能曲解我的意思。

　　高渊：这五个月以来，你在国外发表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吗？

　　张文宏：当然发，我们完成上海第一例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后，就在国际上发了论文。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在国外发了十几篇论文。

　　高渊：有一种声音认为，防控专家在国外发论文是不务正业，有时间写论文，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在国内发出预警？

　　张文宏：这个事情很复杂。实际上，在国际上发论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发，我们就没办法回答世界上问我们的问题：疫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世界？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论文都发了这么多，早就预警了。

　　在国际上发论文本身没有错，关键是疫情初期，国内疾控和医生之间的交流不够及时，才会出现国际论文发表在前的情况。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我前面说的“医防融合”做得不够。

　　第五章：抗疫一定要得人心

　　高渊：你跟国内外民众的交流中，讲了这么多金句，自己觉得哪句话反响最大？

　　张文宏：现在想想，应该还是“共产党员先上”。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基本是炸锅了，阅读当天就有几个亿，微博热搜很快上了第一，抖音里面全都是。

　　高渊：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媒体来华山医院采访你？

　　张文宏：那是1月29日，我当时好像稍微有点名气了，但这么多媒体不是专门来找我的，我们医院已经开始一队一队往武汉派人了，估计媒体是来采访这事。我是临时被叫去的，上午从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赶回市区，还迟到了一会儿。

　　高渊：这句话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其实是体现了疫情中的人心？

　　张文宏：对，而且不仅是疫情，也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人心。当时的解读有两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太平日子过惯了，但老百姓也是有想法的，觉得有的领导拿了很多好处，自己拿少了。我一说“共产党员先上”，就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二是党员干部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在这个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冲在前面才有希望。领导就是跑在前面的，在后面怎么领导人家呢？

　　我那天只说了“共产党员先上”，没说“领导先上”，因为在科室里，领导也就这么几个人，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全部上了。我们科的副主任张继明是民主党派，陈澍是医院的医保办主任，也是我们科的教授，他是无党派，他们都在武汉承担了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

　　张文宏和张继明副主任 图片来自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

　　华山医院感染科陈澍教授 图片来自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

　　高渊：实际操作中，“共产党员先上”这个原则管用吗？

　　张文宏：一开始派人确实有点难，但一说“共产党员先上”“领导先上”“男同志先上”后，局面就打开了。第二批再派人，所有党员都报名了，还有一些非党员也要求去。那就先报名，我还可以在名单上挑选。

　　这次全国的前线是武汉，上海的前线是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科派人就是“三上原则”，最后如果实在没人了，才是女同志上。护士当然男护士很少，但我们派出的医生里，这次没有一个女的，别的医院怎么做我不管，至少这是我们科的传统。

　　高渊：但实际上，“共产党员先上”并不是一个新句，很长时间以来，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有很多人讲过。为什么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张文宏：因为我首先也是老百姓，假如我现在是卫健委的主任或者哪方面的领导，说这话可能味道就不一样了。当然，我这次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的专家组组长，从一定程度上也要代表政府，但我首先是专业人员。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被政府赋予一定职能的专家型老百姓，我能够根据真实情况，毫无顾忌地把一些问题反映出来。作为科室主任，我是可以不查房的，但这次疫情一来，我每天都穿着防护服去查房。所以，老百姓相信我说的是真话，相信我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高渊：你这次爆了这么多金句，有时候好评如潮，但有时候也会也引发争议，甚至被谩骂，你最不可接受的是什么？

　　张文宏：我知道，“不许喝粥”的社会反应很大，这没什么，有人反对但更多人是支持的，大多数老百姓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不少官方媒体还站出来为我说话。网上还传过一幅“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漫画，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高渊：你以前曾说过，开个人微博不是很必要，但最近还是开了，是不是因为关于你的不实之言太多了？

　　张文宏：因为这次疫情我成了公众人物，虽然我自己也想回归学术和医生的位置，但影响力可能会残留一段时间。我要保护我的影响力不被利用，更不要被曲解。所以我开了微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于网上有些关于我的不恰当的传言，我也可以直接辟谣。

　　我发的第一条微博，是那天我们上海医学会开会，欢迎抗疫归来的英雄们，就是想留个念想，让大家露个面，说几句话，为社会留一段历史。第二条微博是分析上海出现的两个新病例，关注度这么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说明大家对下一步疫情的走向心里还是没底。

　　4月15日，张文宏欢迎华山医院感染科援鄂归来的战友。来自华山感染微信公众号

　　第六章：上海是最包容的地方

　　高渊：你现在参加这么多活动，有没有专门的助手？

　　张文宏：我没有秘书，但我有不同的团队，我们科室不同的医生跟我一起做。比如说，出书有个团队，跟国外对接有个团队，科室公众号维护有个团队。这些人都是业余的，平时都在做自己的临床工作。但我一直跟年轻的医生们说，专心业务没有错，但业余时间也可以多为社会做点事。

　　高渊：他们私下会不会抱怨，我们干了这么多活，出名的是你张主任？

　　张文宏：他们都是我的学生，都很愿意参加。我们出了不少书，有的书挺热门，版税不少，但我不会多拿。比如一本书有十个人参与，其中三个主要的多拿点，剩下的其他人再分，他们有的人会拿得比我多。

　　有时候我出去讲课或者跟国外交流，会有一些讲课费，我也会跟我这方面的团队一起分。不然，如果你都一个人拿，谁还跟你一起做事？

　　高渊：就因为你这种办事风格，你们科室很早就叫你“张爸”了？

　　张文宏：我当医生的同时，还带着庞大的研究团队。我在复旦医学院有实验室，在复旦大学本部的生命科学院有实验室，在华山医院也有实验室，研究领域涉及疫苗、诊断、免疫等等，其中包括病源进化，当然现在这个比较敏感了。

　　人家说你怎么什么都做，真正厉害的人只做一个点。我说对不起，传染病从来没有告诉你，只要懂一点就能控制了。我现在的愿望是把这个疫情控制住，我可以不做院士，也可以药物不是我发现的，但我希望了解疾病的方方面面。

　　可能因为我带的团队比较多，做事情又比较仔细，先是团队的人叫我“张爸”。2010年我当华山感染科主任后，整个科室的年轻人也跟着一起叫。后来连那些比我年纪大的人，也都叫我“张爸”了。

　　高渊：在你的研究领域，最核心的是什么？

　　张文宏：应该就是新发传染病的诊断。这次新冠疫情是复合型事件，不单纯是一个病毒这么简单，会涉及感染的方方面面，对治疗诊断的要求很高。

　　这些年，我这一路走来，从非典、H7N9、非洲输入性疾病、猪疱疹病毒等，我们团队的研究都是国内领先的。现在，我还有一个团队在研制新冠疫苗，论文暂时还没有发，因为我在等国际的疫苗进展，如果效果不好，就会把我们的疫苗往前推一步，这是跟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合作的。

　　高渊：前段时间网上有人帮你算了一下收入，说你年薪180多万。很多人留言说，这个不算多。

　　张文宏：从当时的社会反应看，大家没觉得奇怪，可能觉得在一家著名医院的顶尖科室当主任，可以值这点钱。其实，在我们华山医院当内科医生，是根本拿不到这个收入的。

　　我是上海医科大学招收的最后一届6年制本科生，再加上硕士3年，在职博士4年，加起来读了13年。2000年前后，我在华山感染科每月的收入只有三四千元，虽然是20年前了，但当时这点钱也是养不活家里的。我曾经想离开，转行、出国或者去外国药企都可以，但我的导师翁心华教授劝我再等等看，我就留了下来。

　　高渊：你高考时是一门心思要当医生？

　　张文宏：我的中学是老家温州的瑞安中学，是一所老牌重点中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可以保送重点大学。但我都放弃了，因为我想学医，医学融文科和理科于一体，又能治病救人，比较高尚，符合我的想法。而且在我们那里，医生是很受尊重的。

　　我的第一志愿是上医大，在全国医学院里是数一数二的，那年上医大临床医学专业在浙江招8个人。其他志愿好像都填了医学类，万一上医大考不上，别的医学院应该没问题。

　　高渊：来上海后，发现这座城市符合你的预期吗？

　　张文宏：以前听人说上海人不包容，我18岁来上海之后却觉得，海派文化的核心就是包容。而且上海的官本位思想不重，这次疫情中，市领导对我们专家的意见非常尊重。

　　我这个来自浙江小镇的青年，正因为来了上海读书，留在了上海工作，今天才能够参与到全中国的抗疫中，我觉得很骄傲。自己这么多年的所学，对国家和民众能有用，这是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高渊：今天所获得的社会认同，是你当年选择学医时，最期待的结果吗？

　　张文宏：我出生在瑞安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家国企的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个大两岁的哥哥。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通过读书能去看看更大更远的世界。人生往往不会后悔做了什么，而是后悔没做什么。我觉得年轻时大家都应该奋斗，奋斗才有机会。

　　在中国的社会体系中，并没有形成固化的格局。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有能力，你足够努力，可以有机会成为医学专家、企业家，或者其他领域的顶尖专家。这个国家还在不断地鼓励老百姓，在社会上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实现自己的梦想。既然我们拥有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不用好属于自己的机会？

　　原标题：【高访之“战疫人物志”】张文宏六章：我为什么这么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