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科学问题政治化、各种反科学的荒唐事，在疫情下的美国频频上演。

　　“科学不能阻碍这件事（复课）。”为施压学校复课，希望学校“全面开放”，在7月16日的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语出惊人。

　　戴上口罩这么简单而有效的科学防疫措施，迟至近日才终于获得特朗普的明确支持。然而，付出的代价已然惨重。

　　对抗新冠病毒，理应是一场由科学主导的防疫战争，但是科学为何在美国前所未有地被弱化？

　　“从未见过科学被政治影响如此之深！”

　　7月14日，美国疾控中心4位前主任发文称：从未有哪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将科学政治化

　　“在我们的集体任期内，无法回忆起一次政治压力导致科学解释发生变化的情况。”当地时间7月14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四位前主任联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疾呼，批评特朗普政府用政治绑架防疫。

　　面对持续恶化的疫情，白宫无视包括CDC在内的卫生机构、组织的意见，一心力推经济重启、学校复课，甚至一度威胁对仅上网课的在美留学生采取签证限制措施，削减未开放学校的联邦教育拨款等。

　　过去两周，美国平均每天新增超6万例， 30余个州的新增病例呈上升趋势，尤具代表性的是包括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在内的“阳光地带”。这些州的共和党州长紧随白宫脚步，迅速重启经济以助选情，造成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急剧上升。

　　“有关复课这事再次印证了，从未有哪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将科学政治化。”美国疾控中心4位前主任在评论文章中说，美国民众此时急需专业、明确的防控指南。但不幸的是，疾控中心所制定的防控措施指南却遭到了政府带有政治意味的抨击，给全社会抗击疫情带来了混乱。

　　疫情发生后，美国疾控中心接连遇到及时预警被无视、公开警告遭打压、合理建议被否决等“怪现象”，地位不断被边缘化。

　　从另一面看，则是一些政客“直觉优先于专业、政治压倒科学”。

　　特朗普当局一开始对疫情轻描淡写，后又寄希望于某类神奇的武器——疫苗、新药，甚至推荐“消毒剂注射法”，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出风头。各种反科学言论持续占据媒体重要位置，专业理性的声音被进一步稀释。

　　在政府推波助澜下，社会的无知和偏见也被放大。美国各地反“居家令”、反疫苗活动甚嚣尘上，“比尔·盖茨要消灭人类”等阴谋论大肆传播。据《每日邮报》7月11日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男子认为新冠肺炎是“一场骗局”，特意参加了一场“新冠派对”，想测测新冠疫情是真是假，之后感染病毒丧命。

　　前不久，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坦言，“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群里，存在一种普遍的反科学、反权威、反疫苗情绪。相对来说，这一比例高的惊人”。

　　蔑视科学的“反智主义”在美国由来已久，疫情下更加盛行

　　“我钦佩美国，是因为那个国家曾经拥有先进科技和人才，但是现在的美国却令人费解，那里的政治氛围诡异，政治领导人并不尊重科学。”日前，《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很多人疑惑：现代化程度最高、科学技术发达的美国，反智主义何以如此盛行？

　　“美国出现的反科学、反知识、反智倾向并非近期才有，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美国一些政客对科学的蔑视也不是从今年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告诉记者。

　　受访专家表示，政治凌驾科学背后，是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民粹主义和两党极化政治。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反智主义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前清教徒来到美国。”刁大明介绍，英国清教徒、欧洲其他白人移民到北美大陆后，发现欧洲的一些传统、一些经验未必能够解决北美大陆的事情，这奠定了美国本土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即重视实践知识、不看重书本知识。任何不能立刻应用的思想，不能产生实效的理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都没有意义。这种“实用主义价值观”极端化了，就容易产生对于“专业科学”的蔑视。

　　再就是，反智主义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各种影响因素很多。二战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宗教狂热运动的兴起，教育两极分化等，都是成因。

　　美国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存在很大差别，多数中下层平民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不佳，相关知识积累有限，其中不乏对科学、人文等基本常识缺乏了解掌握。

　　在美国南方一些保守州，宗教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很大影响。一些教会学校禁止向学生教授与进化论有关的知识。民意调查也显示，34%的美国人完全不相信进化论，而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物种进化是由超自然力量引导的。

　　此外，政治认同也能影响人们对科学话题的认知。例如，气候变化、疫苗接种等议题经常引起美国民众较大的争论。很多保守派就认为，科学家（自由派）渲染气候变化是为了扩展政府职能、“侵害”个人自由。不少美国人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戴口罩、“居家令”、限制社交距离等这些专业的防控意见，被不少美国人认为“不可接受”。

　　“民主与科学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一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向记者表示，这次疫情深刻表明，科学很容易受到政治认同、民主观念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当他们认为科学伤害了“民主”的时候，选择的是所谓“民主”与“个体自由”。

　　这些因素背后实际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撕裂。“所以，现在有所谓‘两个美国’的划分，精英的、城市的、华尔街的美国和草根的、普通大众的、乡村小镇的美国，两者有着迥异的美国精神图景。对于后者来说，往往对于现代化、全球化都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这本身就有一种反智的意味在里面。”刁大明说。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识主义》著作中，讲述了美国政治、宗教和教育中反智主义的根源。他谈到“从我们的历史开始，我们的民主和民粹主义的冲动就驱使我们拒绝任何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东西。”

　　在郑永年看来，当前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占比缩小，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社交媒体兴起（反智言论在自媒体上大行其道）等，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中非理性、反科学的倾向。

　　一些美国公众在科学常识上的缺乏，也就让特朗普的反科学言行有了他的受众基础。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当初胜选，与其成功将自己塑造成普通人，与知识精英划清界限有很大关系。

　　早在当选总统前，特朗普就曾公开质疑科学，还暗示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当中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更是直接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

　　《纽约时报》2019年底刊发报道指出，此前三年，科学在美国联邦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不断被弱化，政治官僚叫停研究项目、削弱科学家影响力，有时还施压研究人员“别乱说话”。

　　“今年特朗普的反科学言行实际上是他过往一贯态度的延续，有着相当的受众基础，只不过在疫情下进一步催化。”专家表示。

　　刁大明分析，一方面特朗普为了连任竞选，寻求“亮眼”的经济和就业数据，重启经济成了当务之急，秉持科学态度和社会良知呼吁加强防控的科学家，自然就成了白宫的“眼中钉”；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也同支持他的选民基本盘有关。“既然共和党面对大量的反智主义选民，对科学常识没有那么尊重、希望能够尽快重启经济，那么特朗普敢于肆无忌惮表现出无知和莽撞的一面，也就可以理解了。”

　　“实际上，美国社会中科学的力量和反智的力量都有，特朗普只不过为了竞选的政治利益和迎合自身的选民基础，很多时候选择了发动支持他的那一部分非理性的力量，放大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才会频频出现反科学言行。”郑永年说。

　　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该处于何种位置？

　　国家、社会是复杂的、带有多种面向的，既有理性科学的一面，也有非理性、反科学的一面存在。

　　应该说，美国就是一个这样有多种面向的典型国家，一些政客和民众存在反智主义倾向，但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力量也很强大。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是包含着非理性因素，“绝对真理的科学并不存在”，对事物的认识在变化，对科学本身的认识也在变化。

　　但不管社会面向如何不同、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如何变化，受访专家均认为，秉持科学理性态度，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必需，特别是在遇到疫情等急需专业知识去应对的重大危机时，更应如此。

　　“如果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重视疫情，采纳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专业人士的防控建议，相信美国疫情会比现在好很多。”刁大明说，各国战疫成绩清晰表明，是不是遵循科学意见，防控效果差别很大。

　　郑永年认为，世界各国抗疫成绩不一的因素有很多，但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

　　“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东亚社会的抗疫很显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政府在抗疫过程中，能够实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郑永年表示，东亚各国政府在诊断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往往不会去诉诸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而是诉诸科学的理性和逻辑。

　　反过来，政治过度而科学不足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任何国家，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也不可或缺。但如果政治凌驾了科学，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去挽救老百姓的生命。恢复经济活动也并非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逐步开放，如何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

　　“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反科学才是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那些认真对待科学，以科学为依据作出迅速反应的国家，目前疫情防控大体成功。而那些没有认真对待科学，反应缓慢、犹豫不决、掉以轻心，不把科学家的警告当回事的国家都还在疫情中挣扎。”理查德·霍顿说，这场大流行病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需要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科学，而政治领导人在作出决定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