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要敏锐地看到，当今世界已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规模物理隔离，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因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运行模式和宏观治理模式也必将随之改变。“十四五”时期要顺应数字时代新要求，加快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每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都由最活跃要素主导

　　最活跃要素是特定发展方式中生产率提高最快、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大的要素，是社会资源配置围绕的中心、国家竞争力的要害。谁能把握和管理好最活跃要素，谁就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农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土地。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土地扩张和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土地要素展开。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粮食增产和稳定。比如，通过创新灌溉、育种、历法等技术以增产，利用常平仓等制度解决粮食青黄不接和丰歉调节等。管好土地，就管住了农业社会的根基。

　　工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资本。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工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资本要素展开。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推动资本在跨部门跨时空的优化配置，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供求平衡。比如，用财税和货币政策管理总需求，用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投入，用现代金融管理信用体系和支持技术创新等。管好资本，就管住了工业社会的动力。

　　数字时代，最活跃要素是数据。经济数字化不仅向上拓展新业态，也向下改造传统产业，数据已成为贯穿整个经济系统最活跃的要素，并加快重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只有管好数据，才能赢得未来。而当前宏观经济治理方式诞生于工业时代，服务于工业经济模式，必须做出适应性变革。

　　数字时代经济运行变革带来的新挑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众多不同于工业经济运行的变革性特征，使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特性。一般要素会折旧且规模报酬递减，越用越少，而数据要素不会折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边际成本为零的特性，越用越多，越用越好。比如，人工智能就是使用的人越多、数据越丰富，智能化水平就越高。以规模报酬递减为前提的主流经济框架，在数据时代将被颠覆。

　　二是时空边界限制被突破。数据实时联通、高速传输，全时全域互联互通，时空边界被打破。比如，平台经济打破传统企业边界，突破地理限制，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和线上线下联动。而传统宏观经济治理主要基于物理边界展开，对数字空间和平行世界等跨域管理手段不足。

　　三是所有权在交易中的主导性减弱。以往交易一般以所有权转移为前提，而数字时代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在交易中的主导性减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注重连接。比如，共享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共享汽车、共享住房等越来越普遍。宏观经济治理中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对权益收益的确定，都变得日益复杂。

　　四是供给与需求深度融合互动。工业时代供给多为标准化、规模化产品，供给决定了消费的可及性。数据时代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被及时响应，消费者深度参与生产过程，生产与消费趋于同步，企业库存大幅压缩。宏观经济治理在供给侧与需求侧边界变得模糊，库存周期管理作用下降，对供需政策协同要求大幅提高。

　　五是宏观与微观的阻隔被打通。传统的经济信息搜集方式，主要依靠统计体系层层汇总，加总和平均的过程难免导致个性化、结构化信息丢失，容易产生信息漏损、时滞和信息偏误，导致合成谬误和宏观微观背离的情况常常存在。数字时代，数据从小样本走向全样本，从事后走向实时，从低纬度走向多维度，微观的整体即构成宏观。因此，宏观经济治理必须突破宏观与微观边界，及时感知微观变化，加快构建基于微观信息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六是个体和群体管理模式发生重大调整。在传统治理体系中，对个体的管理，往往通过组织来实现，比如企业、单位、社区、村等。个体通过特定组织归入某类群体，通过组织管理群体来实现对个体的管理。

　　数据时代，连接性的变革使每个个体都成为重要节点，个体可能成为无数个自组织或正式组织的一员，通过组织进行管理的效能并不一定比直接管理个体更高。对个体的直接管理变成可能而且更高效。比如，在此次疫情期间，通过手机移动轨迹追踪密切接触者，通过各个企业智能电表监测复工复产进度，比通过传统的基于组织的信息加总和间接管理更为有效。

　　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创新和改革重点

　　数字时代开启，恰逢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同一历史时期。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宏观治理模式，应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增强大国竞争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重点之一。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框架。当代主流宏观管理框架诞生于大萧条后，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扬弃演化，主要适应的是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经济。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并提出了对数字时代的适应性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加快推动经济治理模式创新，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大发展的宏观管理新框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和治理重构中建立新优势。

　　打造政府决策智能中心。重点是加快政府数字转型和数据整合，可考虑建立政府超级数据中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提升实时感知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能力，推动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方式变革，重建政府数据优势；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提升对复杂网络系统的管理能力，建设经济决策“超级数据大脑”。

　　引领数字经济制度变革。尽早明确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地位，并加大数字货币试点和推广力度，探索在国际结算领域应用，抢占新一轮货币竞争先机。开展数字税研究和试点，积极参与并推进国际数字税谈判进程，在新一轮国际规则重构中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明确数据开放的范围和边界，建立开放指南和开放目录，率先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大力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要制定数据分类标准，研究出台数据产权制度；在市场主体互动中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构建数字交流和跨境流动的制度基础；有效监管平台对数据的垄断，促进数据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加快构建数据主权法律基础和管理制度。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编制和实施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规划，启动实施全社会数字化转型工程。以5G网络建设为牵引，建立统一规范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积极支持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创新。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建设包容开放的数字基础设施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