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通过制度层面的开放，吸引外国高水平服务企业进入我国，不仅能够直接增加国内高品质服务的供给能力，而且也有助于释放中国机遇，实现互惠共享。

　　▲9月2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家会议中心展览区外景。新京报记者 吴江/摄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4日在京开幕。因为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召开，因而今年的服贸会也具有特殊的价值。

　　疫情影响下，服务贸易进口大幅缩水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我国在服务贸易上的显著特点首先是进口大幅下降，这使得我们服务贸易逆差减少，进而整体对外贸易顺差逆势上升。

　　2020年1-7月，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1647亿元人民币，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2299亿元。其中，服务贸易逆差6119亿元，较2019年同期减少了4342亿元。整体对外贸易顺差的增加基本都是服务进口大幅下降的结果。

　　服务进口大幅下降，我们不应该意外。与产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对物理接触的要求相对更高。比如，去西班牙观看巴萨和皇马的足球比赛、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去法国观光旅游、去日本检查身体等，都是我国的服务进口。

　　伴随疫情的全球蔓延，跨国航班停运、边界控制、旅行限制、签证政策收紧、社区隔离和人员聚集限制等防控措施，导致很多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无法碰面并完成交易。为此，服务进口大幅下降就是必然结果。2020年1-7月，在我国的服务贸易中，旅行服务进口就减少了4586亿元，逆差也随之减少了4014亿元。

　　增加服务进口，可满足国内潜在消费需求

　　如果仅出于宏观经济平衡的目的，一般认为贸易逆差减少是件好事。但在我国现阶段，这种认识并不准确。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再平衡调整，贸易顺差占我国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历史峰值8.7%降至2019年的1.5%，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已发生变化。

　　特别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张，改善民生福利的要求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越发强烈。这既需要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也需要高品质、差异化的服务，且对后者的需求增长更快。

　　我国国内消费中的服务占比已超过65%，而国内供给中的服务占比还不到40%，国内供给不足的矛盾明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旅游等诸多服务的供给上存在缺口，高端服务的供给缺口更大。这样的背景下，服务贸易进口便能更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但在疫情冲击下，服务进口大幅下降，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无法实现，由此也会带来民生和福利损失。

　　扩大服贸进口，要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必须承认，全球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很多服务进口短期难以恢复。加之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大环境变化，人员跨境流动受到限制，签证和国外入境与短期逗留等都会受到更多限制，这会显著降低国外服务的可获得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更稳定的服务获得方式。相较而言，吸引国外企业来华建立分支机构并提供服务，是获得所需服务的更可靠模式。

　　比如，为了获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多的人定期赴发达国家做体检。疫情冲击下，这样的医疗服务进口模式难以为继。如能放宽国内投资准入，吸引国外医疗机构来华建立分支机，就能为国内居民提供更为稳定的高品质医疗服务供给。

　　后疫情时代，通过调整外资准入政策、完善国内投资和竞争政策以及规范国内市场秩序等，吸引国外高水平服务企业来华投资。与此同时，通过竞争效应以及与国内服务企业的直接合作，也能提升国内服务企业的服务品质。两方作用，共同促进国内服务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在我国全面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全面实践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很好地契合了这种需求。

　　通过制度层面的开放和完善，吸引外国高水平服务企业进入我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

　　而这，也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题的落脚点之一。

　　□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通过制度层面的开放，吸引外国高水平服务企业进入我国，不仅能够直接增加国内高品质服务的供给能力，而且也有助于释放中国机遇，实现互惠共享。

　　▲9月2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家会议中心展览区外景。新京报记者 吴江/摄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4日在京开幕。因为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召开，因而今年的服贸会也具有特殊的价值。

　　疫情影响下，服务贸易进口大幅缩水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我国在服务贸易上的显著特点首先是进口大幅下降，这使得我们服务贸易逆差减少，进而整体对外贸易顺差逆势上升。

　　2020年1-7月，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1647亿元人民币，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2299亿元。其中，服务贸易逆差6119亿元，较2019年同期减少了4342亿元。整体对外贸易顺差的增加基本都是服务进口大幅下降的结果。

　　服务进口大幅下降，我们不应该意外。与产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对物理接触的要求相对更高。比如，去西班牙观看巴萨和皇马的足球比赛、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去法国观光旅游、去日本检查身体等，都是我国的服务进口。

　　伴随疫情的全球蔓延，跨国航班停运、边界控制、旅行限制、签证政策收紧、社区隔离和人员聚集限制等防控措施，导致很多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无法碰面并完成交易。为此，服务进口大幅下降就是必然结果。2020年1-7月，在我国的服务贸易中，旅行服务进口就减少了4586亿元，逆差也随之减少了4014亿元。

　　增加服务进口，可满足国内潜在消费需求

　　如果仅出于宏观经济平衡的目的，一般认为贸易逆差减少是件好事。但在我国现阶段，这种认识并不准确。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再平衡调整，贸易顺差占我国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历史峰值8.7%降至2019年的1.5%，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已发生变化。

　　特别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张，改善民生福利的要求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越发强烈。这既需要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也需要高品质、差异化的服务，且对后者的需求增长更快。

　　我国国内消费中的服务占比已超过65%，而国内供给中的服务占比还不到40%，国内供给不足的矛盾明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旅游等诸多服务的供给上存在缺口，高端服务的供给缺口更大。这样的背景下，服务贸易进口便能更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但在疫情冲击下，服务进口大幅下降，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无法实现，由此也会带来民生和福利损失。

　　扩大服贸进口，要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必须承认，全球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很多服务进口短期难以恢复。加之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大环境变化，人员跨境流动受到限制，签证和国外入境与短期逗留等都会受到更多限制，这会显著降低国外服务的可获得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更稳定的服务获得方式。相较而言，吸引国外企业来华建立分支机构并提供服务，是获得所需服务的更可靠模式。

　　比如，为了获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多的人定期赴发达国家做体检。疫情冲击下，这样的医疗服务进口模式难以为继。如能放宽国内投资准入，吸引国外医疗机构来华建立分支机，就能为国内居民提供更为稳定的高品质医疗服务供给。

　　后疫情时代，通过调整外资准入政策、完善国内投资和竞争政策以及规范国内市场秩序等，吸引国外高水平服务企业来华投资。与此同时，通过竞争效应以及与国内服务企业的直接合作，也能提升国内服务企业的服务品质。两方作用，共同促进国内服务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在我国全面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全面实践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很好地契合了这种需求。

　　通过制度层面的开放和完善，吸引外国高水平服务企业进入我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

　　而这，也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题的落脚点之一。

　　□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责任编辑：王大治（QJ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