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编者按 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参加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督查河南期间,二下济源,行程1000公里,踏访6镇17村,入户20多家贫困户,面对面座谈交流50多人,督查扶贫政策之落实,感受脱贫攻坚之艰辛,探寻愚公精神之本源,写下《王屋山下访“愚公”》一文,现编发全文,供参阅。

    □连玉明

    第一次随国务院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到济源督查脱贫攻坚,听介绍、访企业、走村镇、看农户,在为济源点赞的同时,心中顿生一连串疑问:政府投入这么大,扶贫政策这么好,贫困群众怎么想?扶贫先扶志和智,脱贫的内生动力足不足?这里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发祥地,新时代的愚公精神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我决定杀个“回马枪”,王屋山下探究竟。

    坐车、推车与拉车

    王屋山区沟深坡陡,贫困村、贫困户虽不是很多,但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坚中之坚,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占大多数。陪我走村入户的是省脱贫攻坚督查组的梁修群和济源市督查局的任战平,我们“约法三章”:领导看过的不看,事先安排的不看,大路两旁的不看。几经辗转,我们来到王屋镇谭庄村脱贫不久的王宴波家中。这是一个6口之家,男主人王宴波43岁,初中文化,前些年因车祸致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孩子们都在上学。生活的压力让这个本应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显得有些未老先衰。但他的眼睛炯炯发光,说话底气十足,能看出他的内心是强大的。我问他:“过得怎么样,还有啥困难?”他笑了笑说:“再难也要让孩子上学!”然后接着说:“国家的扶贫政策都享受到啦!有低保,全家每个月600元;有困境儿童补助,每个月630元;有教育扶贫款,孩子们加起来寄宿生活费补贴3850元,营养餐补助费1600元,还享受助学金2000元;有生猪养殖保险,家里养了110头猪,每头补贴10元;参加了城乡医疗保险,每人缴纳180元,政府返还90元;每季度到爱心超市领取300元物品;政府出钱上了‘一揽子’保险;还有每个月补助10度电、每年补助260元燃油,还签约了家庭医生。”一口气,王宴波列出了十多项。他指着墙上贴满的一张张帮扶政策明白卡,说:“政府这样帮助咱,咱再不好好干,能对得起政府吗?能对得起自己吗?”王宴波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干的。他与妻子周小娥一起种菜,一起养猪,只要有空闲,就开着三轮车走村串户,收荆耙、搞运输。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一摞摞荆耙,我问他:“一摞荆耙挣多少钱?”他说:“挣一块钱!”即使是一块钱,他也不放过。他的脱贫就是靠一块钱、一块钱挣出来的。

    王宴波的家境依然是贫寒的、生活依然是艰辛的,但他的自强与奋进却一刻也没停止过。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前向福州大学青年学子介绍的那副对联:“智叟何智只顾眼前捞一把,愚公不愚哪管艰苦移二山!”在王屋山下,不止一个王宴波。原庄村的侯士贤、侯建立,双房村的李小创、翟立国,花园村的王玉强、程相军,王庄村的王小敏、黄根全、赵功文,林仙村的周备明、胡景臣,南桐村的吴东征、赵小创,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是在扶贫政策的感召下,(下转第五版)

    (上接第一版)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一步步摆脱贫困。王宴波说:“我们不能坐在车上等着政府拉!政府是推车的,我们是拉车的。我们遇到沟沟坎坎,政府推一把,社会帮一把,我们就上去了。”多么生动的比喻,多么深刻的道理啊!

    扶志、扶智与扶德

    侯小军这个名字是我在督查调研期间反复提到的。他既没有高大形象,也没有传奇色彩,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还是一个贫困户。他不善言谈,老实中带着纯朴,憨厚里透着善良。他是党员,我问他什么时候入的党,他说是2006年。我又问:“谁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他说:“村里的老支书!”他除了力气,没有任何手艺。就是这样一个人,26年如一日,贴心照顾着自己一级智力残障的儿子,不离不弃。他常常对妻子说:“为了儿子,咱也得好好过!”

    2014年,侯小军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儿子享受低保,每月250元,并且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每月120元。侯小军被安排为林场护林员,每月1800元,市林业局还扶持他栽植半亩双季槐,办了“一揽子”保险。在他家的帮扶措施明白卡上,记载着享受各项帮扶政策27项,而且每项都有侯小军的签字,并按上红手印。2017年,他用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和市林业局的资助资金共计92400元盖起了新房。他和妻子一边种植小辣椒、养羊,一边照顾患病的儿子,风风雨雨,从未被困难吓倒,也从未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他从艰辛中走来,与困难抗争,“把承受挫折、克服困难当作是对自己人生的挑战和考验”。艰辛塑造了他不屈的性格,困难坚定了他不变的信仰。英雄正是坚持信仰的平凡人,侯小军就是这样。他终于脱贫了,还当选为村监委委员、居民组组长。

    必须一提的是,侯小军不仅照顾着自己身患重病的儿子,还日复一日照顾着邻居患有残疾的一家三口,而且他是自愿的、不图回报的。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即使一天往邻居家跑几趟,他也无怨无悔。我问他为啥这样做,他却微微一笑,低头未答。从他家走出来,墙壁上的大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是那么耀眼,我突然明白了村民为什么会选他当村监委委员。一位哲人说,一个人最重要的,不在于你说什么,也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三多三少”与“三元”

    第一次见到老侯,是在王屋镇的蔬菜制种基地,他正在忙着给贫困户搞制种技术培训。推开教室的门,屋子里坐满了人,技术员正在讲解。院子里的长桌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20多种种子样品琳琅满目,旁边是一大摞种子委托生产合同。随意打开其中一份,上面写着:甲方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乙方济源市承留镇大沟河村,丙方李海江。合同第二条明确,甲方委托乙方为其寻找该村农户(即丙方)进行种子生产,种子的品种、种植面积、质量、生产要求及价格如下:萝卜,R409,1亩,芽率≥90.0%、纯度≥99.0%、净度≥99.0%、水分≤7.0%,隔离距离>1500米,定植比例母本2、父本1,价格每公斤60元。再打开老侯装在文件夹中的另一叠材料,是一张张绿茵种苗带动贫困户生产年度收益表,随意翻了几张,上写着:麻院村,张小锤,白菜,0.9亩,产量86.5公斤,收入2595元,未脱贫;枣园村,王小院,甘蓝,1亩,产量67.6公斤,收入4056元,2016年脱贫;风门腰村,刘虎庆,丝瓜,1亩,产量15.8公斤,收入3160元,未脱贫;北吴村,陈书文,白菜,4亩,产量589公斤,收入17670元,2015年脱贫;三岔河村,燕召武,洋葱,0.4亩,产量10.7公斤,收入1591元,未脱贫,等等。老侯说,他搞蔬菜制种18年了,在济源有92个基地,也就是92个村,4130个农户,84户贫困家庭,制种面积1.3万亩。一亩蔬菜制种可纯收入四五千元。2017年公司收入1亿多元,90%的利润都让给了农民。

    第二次到济源督查调研,我想集中精力到贫困户家中多看看,就没有打算去老侯的基地。但老侯这个人却让我放不下。看着遍布村寨的制种基地,我决定再次联系老侯,让他陪我走村入户。老侯来了,陪了我整整一天。我俩趁着坐车的工夫边看边聊,让我又一次加深了对老侯的印象。

    老侯叫侯三元,是济源本地人,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企业家。他原来搞大田育种,2000年他与七个伙伴成立了股份公司,搞起了蔬菜制种,一干就是20年。他开始并不懂制种技术,干了好几年都赔钱,后经熟人介绍上门求教蔬菜遗传育种专家方智远院士,才获得“真经”。老侯说:“这得益于我解决了方院士的一个种苗难题。”当时,方院士正在研发一个甘蓝小品种,产量高、需求大、市场前景好,但在山东、河北、山西,包括北京就是搞不成。方院士把这个难题交给老侯:“如果你能生产出来,我这个品种就有希望了!如果生产不出来,这个品种就废掉了!”方院士的话让老侯颇感压力,回到家里寝食难安。老侯是看上去有些腼腆,但骨子里很倔强的一个人,一旦咬定目标,决不放弃。老侯爱钻研技术,他发现别人没有成功的原因,是没有掌握小甘蓝的品种特性和气候条件,父本花期短,父本和母本花期不相遇。找到了原因,老侯通过拉长父本花期,难题解决了。老侯兴奋,方院士高兴,院士工作站也落户老侯的公司啦!老侯在农村推广蔬菜制种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到贫困村就更难。一开始,村党支部书记不相信,农户怕有风险。但老侯相信自己,老侯愿担风险。他找到农户,签完合同先付钱;他找到村党支部书记,说:“你让农民跟我干,我让村里‘三多三少’变成‘三少三多’!”老侯对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说:“你现在的村里,土房多、砖房少,粮食作物多、经济作物少,没钱人多、有钱人少。跟我干5年,你们村一定会土房少、砖房多,粮食作物少、经济作物多,没钱人少、有钱人多!”村党支部书记被老侯说动了,带头干起来,农民纷纷加入,蔬菜制种面积年年扩大,村里的“三多三少”终于变成“三少三多”。我问他这些年跑了多少村,他说:“所有的基地都跑遍了,有的村一年跑几趟!”不光是老侯跑,公司除了5名后勤人员,80多名技术员常年吃住在基地,他们白天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走家串户搞“家访”。我在邵原镇张凹村见到了绿茵种苗驻村技术员李小军,他那满脸的皱纹、黝黑的皮肤和结实的身材,让农民看着就放心。他们长得与农民一样,吃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一起下地。老侯说,这些人不简单,扛起锄头能干、放下锄头会写,他们既是技术员,又是管理员。老侯幽默地说:“我比他们多了‘一员’,还是指挥员。所以,我叫侯三元。”

    我跟老侯走一路、看一路、聊一路。途经引沁济蟒渠时,老侯指着山上的“人工天河”说:“这条渠可帮我们大忙啦!”蔬菜制种必须靠水,山区用水是个大难题,上个世纪搞的王屋山供水工程解决了这个难题。远远望去,水从天降,层层叠叠,气势磅礴,与“红旗渠”一样雄伟。老侯回忆说,建设引沁济蟒工程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是济源、孟县(今孟州市)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伟大创举。整整10年,跨越300多个山头、200多条河流,凿通66个隧洞,建造403座桥涵洞,建成长达120公里,干、支、斗渠总长2000公里,灌区面积达40万亩的“人工天河”。老侯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又一条“红旗渠”,也是一条“愚公渠”啊!王屋山、愚公渠、愚公移山精神,这不正是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概括的“一山一水一精神”嘛!

    山路、天路与心路

    夏秋之交的王屋山顶,云雾缭绕。盘山而上,驻足远眺,“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山”(李白诗)跃入眼帘,堪有黄山奇、庐山秀、泰山雄、华山险之势。低头下望,山路崎岖,沟深坡陡。只闻蜀道难,哪知山路险啊!

    从郑坪村驱车一个多小时,穿过三条人工隧洞,我们终于抵达济源海拔最高(1470米)的思礼镇水洪池村,见到了74岁的“当代愚公”苗田才。这是一位英雄般的传奇人物。30多年前,苗田才带领全村7名党员、48名男劳力和27名“女汉子”,用10年时间,硬是从崇山峻岭中凿开了一条路。我问他:“为啥修路?”他掷地有声地说:“有了路,才有出路!”在水洪池村的百年参天大栎树下,苗田才回忆说:“过去水洪池是个穷村。花钱靠救济,吃粮靠统销,娶回个老婆还要跑。上世纪八十年代,43户人家没有一家有自行车、电视机,全村都不通电。从村里走到村外,得靠双脚踩出一条羊肠小道,整整走三天三夜。那个时候村里没有一个人去过县城。”

    苗田才是个不服气、不服输的人。他1971年入党,1975年辞掉公职,回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1985年开始修路。他先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咱这一辈路不通,下一辈接着修,一辈接一辈修下去,哪有不通之理!”随后在村里颁布一项“村规”:凡年满16岁至60岁的男性村民全部无偿参与修路,不管修多少年,只记工分不分红。他说到做到,把老父亲和四个儿子先后带到工地上。没有钱,请不起施工队自己干;没有工具,锤子、铁钎只能靠村民自己打,箩筐只能靠村民自己编;没有炸药,村民们买点硝铵,弄点糠,摸索着干;没有专业测量仪器,就用“手心准”;没有电,就用柴油机自己发电。10年寒暑春夏,36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脱了多少皮,终于修通了一条长达13.5公里的“人工天路”。

    回首往事,苗田才感慨万分,激情朗诵毛泽东的词《诉衷情》:“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水洪池村被群山环抱,山顶奇岭遮掩,宛若城墙,看似一洼平地,人称“天池”。水洪池也是一个古村落,仙人桥、虎板岭、滴水盆、仙果洞,石板路面,石磨石碾,栎树参天,浓荫如盖,澹澹松涛,阵阵鸟语,有“世外桃源”之美誉。水洪池还是济源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至今仍保留抗日民主政府办公旧址。在这栋旧址石房里,我见到了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家,他精神矍铄,看得出来身上依然有那么一股劲。水洪池的人都有这么一股子劲,苗田才靠这股劲打通了通往“外面”世界的路,靠这股劲带领乡亲们走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路上。

    我们来到贫困户马永泉家,老人已77岁,无劳动能力,儿子马素军47岁,二级智力残障,长年在外打工,月收入800元左右。老人孤身一人在家生活。去年马永泉家享受“六改一增”政策,家里住房有了明显改善。父子二人均有了低保,每月360元;儿子有残保,每月120元;企业产业扶贫每年分红3000元;还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一揽子”保险,2017年人均纯收入9812.95元。我注意到,老人家里虽然脱贫,但生活仍然艰辛。特别是一日三餐,并不能天天吃到热汤热饭。我建议说:“能不能开发一个公益岗位,为独居留守老人集中煮饭送餐。”驻村第一书记王向荣马上回应:“我们一定办好!”在老人的院子里堆着很多柴火。王向荣告诉我,老人家虽然77岁了,但每天还坚持上山打柴,补贴家用。这些柴火都是老人自己从山上一捆一捆背回来的!多么纯朴、多么勤劳、多么坚强的老人啊!虽然他的腰弯了,背驼了,但他跟苗田才一样,依然有一个挺直的“精神脊梁”!

    小事、杂事与实事

    虽然第二次到济源只有两天时间,但这两天的经历足以让我感动,思想感情的潮水汹涌,放纵奔流。正如作家魏巍在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写的那样:“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还是讲几段我的亲身经历吧。

    第一天晚上的驻村第一书记座谈会,是市督查局根据我的请求安排的。当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已整整齐齐坐成一排,像平时开会一样严肃。我坐下来,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今天我们不开会,聊聊天,不用念稿子。”顿时气氛缓和了很多。我不想刻意地一一介绍他们,但他们的名字我必须记住。他们是:大峪镇王庄村第一书记任云飞、大峪镇曾庄村原第一书记成富营、克井镇古泉村第一书记孙云中、承留镇张河村第一书记侯苗红、王屋镇桃花洞村第一书记胡爱国、邵原镇北寨村第一书记赵波、下冶镇南桐村第一书记石亚栋、承留镇山坪村第一书记张骞。听第一书记讲故事像是拉家常。成富营说,在村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红白理事会”,用“村规民约”硬把办一场红白事少说要花费一两万元降到不超过3500元。孙云中说,他是自愿报名去驻村的。刚到村里,两眼一抹黑,干啥都不顺,有一次,他通过公益岗位解决了患有自闭症的“懒汉”贫困户的问题,从而打开了工作的突破口。侯苗红说,刚到村里,衣服不带泥土,皮鞋擦得锃亮,群众见了就躲。后来与群众打成一片了,群众自然而然就信任他了。胡爱国说,他是搬掉了三座“大山”才树立起威信的。为了打通村里的断头路,他“智斗”王随山、王成山、张德山(人称桃花洞村“三座山”),终于修通了十几年都没修通的两条路。赵波说,他利用在政法委的工作经验,调解了一起三个子女不赡养老人的纠纷案,让群众对他从“瞧不起”到“离不开”。石亚栋说,村里穷,集体没有一分钱。他协调帮扶单位市公路局出资27.5万元购买一台洒水车,再租给市公路局,租金年收入5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零的突破”。张骞说,他是山东人,2012年通过人才引进到了济源,2015年9月当驻村第一书记。他所在的村村民居住分散,点多面广,十户八空,依靠与邻村抱团发展才找到了出路。任云飞说,他当第一书记,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扶贫政策这么好,二是没想到村里的事情这么多,三是没想到对第一书记管理这么严,一周有五天四夜必须住在村里,早晚还得签到。座谈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40分,大家还是意犹未尽。第二天,在大峪镇王庄村,我见到了第一书记任云飞。他正忙着分析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参观完他的得意之作“幸福图书室”后,我们走访了王小敏、黄根全、赵功文三个贫困户。我再次问起他这几个月有什么感受时,任云飞笑了笑说:“皮肤变黑了,脸皮变厚了,胆子变大了!”是啊,当好扶贫带头人,当好村里代言人,当好群众贴心人,皮肤再黑一些,脸皮再厚一些,胆子再大一些,又有何妨呢!

    济源有59个贫困村,每个村派驻一位第一书记。短则一年,长则三年。这些人从机关、企业、学校走进农村,并没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们是普通人,甚至是有缺点的人,但他们敬业、刚毅、坚韧,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挑战自我,他们义无反顾且无怨无悔。他们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轰轰烈烈,他们在小事中磨炼,在杂事中成长,在实事中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李自琴就是其中的一位。李自琴的名字是我在开第一书记座谈会时无意听到的,她带着母亲驻村扶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座谈会后,我对市督查局的同志说:“这个女书记,我一定要见见她!”

    第二天的督查调研搞到很晚。当我见到李自琴时,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我开门见山:“你驻村的事,我听说了,带着老妈去扶贫,很了不起啊!”她很腼腆,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我说了几句开场白,便进入一问一答,开始了对话式的访谈。以下是我与李自琴对话的主要内容。

    连:为什么会把你妈带上一起去驻村?

    李:我驻的村是邵原镇碌碡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很穷、很偏僻。母亲心疼我,干脆就跟我来了。

    连:你驻村都干些什么?母亲呢?李:很忙。刚开始忙着入户,我妈也跟着去。我走访登记、核查信息、宣讲政策,我妈就在一旁拍照片、留资料、问长问短。回到家里,我建档案、做卡片,她忙着为我炒菜、做饭。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上吃饭。我不吃,她也不吃,等着。

    连:入户核查信息难吗?

    李:这个村居住太分散,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村里剩下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在村里常住的不到100人。我入户核查贫困家庭收入的那阵子,正赶上收烟叶,白天各家各户都在地里干活,只能晚上入户核查。到了晚上,我妈陪我挨家挨户叫门。有一次核查完已经11点钟了,我们俩又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还是居民组组长把我们送出村子。从此以后,我妈就铁了心,一直陪了我3年多。

    连:这3年多你觉得最难的事是什么?

    李:也没什么。有我妈陪着,生活上很顺。有时工作不顺利,想哭,也哭过。59个驻村第一书记,只有4个女书记。总觉得对不起家人,委屈的时候总拿我妈撒气。

    连:你妈呢,她有什么感想?

    李:她感觉很好。山路都走习惯了,她虽然66岁了,但身体很好,走路比我还快。我妈比我都了解贫困户,什么情况都一清二楚。她说她这辈子有三个家,一个是娘家,一个是婆家,一个就是碌碡村这个家。村里人习惯称她为“第二书记”。

    连:你呢,这3年多有什么感受?

    李:很艰辛,很充实,很自豪,很值得。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书记,这就是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这就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当我站在王屋山下愚公移山塑像前,回味《列子·汤问》讲述的年且九十的北山愚公带领子孙叩石垦壤、挖山不止的历史故事,重温毛泽东主席1945年6月11日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发表的《愚公移山》著名演讲,领悟习近平总书记1990年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没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从治山治水这个‘笨’工作上下功夫,是改变不了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时,思想感情的潮水再起波澜。这几天在济源督查调研所经历的那一幕幕、一桩桩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例,不正是当代愚公的现实写照吗?从“咬定目标”的苗田才、“苦干实干”的侯三元,到“锲而不舍”的王宴波、侯小军和“久久为功”的驻村第一书记们,他们不正是新时代愚公精神的最真实、最鲜活、最感人的生动实践吗?③5

    (作者系国务院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完成于2018年9月6日夜)